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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六

　　北京當然支援南京會議，因為此會的議題，就是馮國璋所提的調停時局八大綱，第一條總統問題，認為袁世凱受清廷委託，組織民國政府，今因帝制發生，民國中斷，大總統已不存在，則副總統名義亦同歸於盡。應該承認袁大總統暫負維持的責任，一面迅籌召集國會的辦法，等國會開幕，袁世凱辭職，這是轉圜的辦法，北京方面認為不妨一試。

　　但在西南，卻看出馮國璋別有用心，而袁世凱始終沒有退位的誠意，因而在五月八號成立了軍務院，作為各獨立省分的臨時統一機關，也就等於是護國軍的聯合司令部。軍務院的一套辦法是梁啟超所設計的，院中設撫軍多人，由各獨立省分的軍政長官擔任，並公推唐繼堯為撫軍長，岑春煊以副撫軍長攝行職權。另設政務委員會，用梁啟超擔任委員長，並委唐紹儀為外交專使，溫宗堯、王寵惠為副使，專駐上海，辦理外交事宜。

　　同時軍務院發表宣言，認為「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」的職務，依法應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。但黎元洪「方陷賊圍」，不能執行執權。依照規定，本來應由國務院攝行其職，可是國務院又非大總統任命，經國會同意，不能組織。因此暫設軍務院，直隸大總統，用合議制裁決庶政。

　　通電發表，北京當然震動。東廠胡同，警衛林立，將「黎菩薩」看守得格外嚴密。外交方面更要謀求對策，倘或唐紹儀活動有效，取得各國對軍務院的承認，那就等於承認黎元洪為大總統，這個關係太重大了。

　　但是，真正使得袁世凱和梁士詒引為深憂的，乃是「旅滬二十二行省公民」，為了反對南京會議而發的通電，揭破了馮國璋所提出的「八大綱」的陰謀，舉出六點理由，不能承認他的主張。

　　首先就是袁世凱的地位問題，通電中說：

　　中華民國創自南京政府。當時清朝勢窮力竭，莫資抗禦，不得已乞和退位。適袁氏密使載途，誓以至誠，贊成共和。國人亦以袁氏歸順，並率所部，促清室反省，尚有足多。乃由南京參議院議決，認許孫大總統辭職，再舉袁氏為臨時大總統，此為我建設新邦之歷史，事蹟昭然，有目共睹。彼宣統臨去陳言，囑袁氏如何組織云云，不惟無拘束南京政府之效力；而袁氏之得為總統，確由法定機關，依法公選，該電謬稱「由清付託」。微論統治權與所有權不同，不能以私人意思相授受，而充邪說之所至，直欲將我國人無數犧牲以博得辛亥革命之歷史，根本推翻。苟非別有肺腸，何至悖戾若是？

　　光是這開宗明義的第一點，義正辭嚴，無論就法理、就事實來說，都是駁不倒的。當然，道理雖然充足，要看什麼人來講。袁世凱和梁士詒，正就因為講這個道理的人，怎麼樣也難與匹敵。發此通電的「旅滬二十二行省公民」，共有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人。列出名字的代表，是各省頂尖兒的知名之士，以廣東為首，第一個就是唐紹儀，當年南北讓和的北方總代表，民國如何誕生，革命党領袖孫大總統，如何委屈求全？一本細帳都在他肚子裡。

　　此外各省領銜的人物，湖南是譚延闓、範源濂；湖北是湯化龍、劉成禹、劉公、何成浚；四川是胡景伊、楊庶堪；江蘇是唐文治、孟森；奉天是吳景濂；江西是彭程萬、文群；浙江是虞洽卿、王正廷；安徽是陳策、汪彭年；直隸是張繼、谷鐘秀；陝西是李述膺、徐朗西；廣西是張其鍠、鄧家彥；河南是夏述唐、劉積學；山東是丁惟汾、彭占元；山西是李素；福建是林森、高登鯉；雲南是張耀曾；吉林是趙成思；黑龍江是秦廣禮；甘肅是王鑫潤；新疆是蔣舉清，不但大都是締造民國有功的革命黨，而且大都是民國二年為袁世凱非法解散的國會議員。

　　袁世凱的「心腹大患」就在這裡。因為這個國會是公認為的法統所在，所以唐繼堯贊成在上海組織「國民代表會」，解決帝制取消，袁世凱失卻大總統資格以後的國是問題。而此代表會的代表，就由民國二年國會議員擔任，不須召集，自行集會。這就等於為袁世凱非法解散的國會，恢復行使職權。所作成的決議，不但在法理上站得住，對全國有號召力和約束力，而且各國政府倘或不支持袁世凱，亦就非承認這一代表會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不可。

　　為此，袁世凱跟梁士詒商量，決定召集一次秘密會議，奉召出席的人，都是袁世凱的死黨，自然也是帝制派。人數不多，除梁士詒以外，只有楊度、朱啟鈐，周自齊、袁乃寬，連袁世凱一共六個人，在居仁堂一盞水晶大吊燈的慘白光亮籠罩之下，團團圍坐，自始至終，默無一語。

　　這是一次作最壞最後打算的會議，為防機密外泄，出席的人事先都得到通知，只用筆談，但見紙筆沙沙聲，尤其是楊度，揮筆如飛，意見最多。

　　這個會議從五月十號夜裡，開到十一號上午，積紙盈寸，當場燒毀。梁士詒出了居仁堂，便去拜訪段祺瑞，第二天就發表「閣令」，以「各國當金融緊迫之時，國家銀行紙幣有暫行停止兌現，及禁止換取銀行現款之法」，令飭中國、交通兩銀行：

　　自奉命之日起，所有該兩行已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，暫時一律不准兌現付現。一俟大局定後，即行頒佈院令，定期兌付。所存之準備現款，責成兩行一律封存，至各省地方，應由各將軍、都統、巡閱使，凡有該兩行分設機構，地方官務即酌派軍警，監視該兩行，不准私自違令兌現付現。

　　可想而知的，這道閣令等於宣告政府信用破產，市面大亂，人心惶惶。作為全國金融商業中心的上海，所受到的衝擊更大。不過，交通銀行雖由梁士詒一手把持，中國銀行卻不是他所能完全控制的，特別是中行上海分行，情況更加不同。

　　中國銀行是由大清銀行蛻變而來。民國元年二月，大清銀行的商股股東聯合會，就呈准南京臨時政府，改組上海大清銀行為中國銀行，商股五百萬兩銀子，改為中國銀行股本，由宋漢章擔任經理，接收大清銀行在漢口路的行址及一切財產，換塊招牌，繼續營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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