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鳳仙(118)_高陽

一一八

　　行中奉召提早上班的職員，不明究竟，惶恐異常，一面打電話給巡捕房派警探來維持秩序，一面到會場報告其事。張嘉璈當機立斷，囑咐立刻貼出佈告，照常收兌。

　　一紙濃墨淋漓的梅紅紙佈告貼到鐵門上，立刻歡聲雷動，不久，各銀行支援的現金，一板車一板車由各行武裝警衛押送而來。於是有那精明的顧客，覺得兌現提存，不但排隊耗費時間，而且還吃虧利息，紛紛掉頭而去。

　　這時商股股東聯合會已經作成決議，拍發通電，宣告獨立：

　　此次中央院令，停止中交兩行兌現付存，無異宣告政府破產，銀行倒閉，直接間接，宰割天下同胞，喪盡國家元氣。自此之後，財政信用，一劫不復！滬上中國銀行，由股東決議，通知經理，照舊兌鈔付存，不能遵照院令辦理。千望合力主持，飭中行遵辦，為國家維持一分元氣，為人民留一線生機。幸甚。

　　此外又有五條辦法：由股東聯合會推舉監察員二人，到行監察，同時以股東聯合會為最高權力機構，拒絕政府提用一切款項。又請外國律師保管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財產及準備金。至於因為這一亂命而使得商家有所損失，由股東聯合會負責向南北政府交涉，將來歸正式政府承認——這就表示，已斷定袁世凱的政府垮臺垮定了。

　　於是南京、漢口、九江、太原、濟南的中國銀行分支行，都與上海分行取得聯絡，採取同樣的步驟。而大河南北及安徽等省的商民，卻大受其害。到此地步，連抱著「只要完糧納稅，不問誰來當政」想法的人，都大罵北政府的行徑，如同土匪。袁世凱的垮臺是垮定了。

　　這自然都是在那晚上「沉默的會議」中預料得到的。為止一時之渴，飲鴆亦非所計，至少中交兩行存在北京的兩千多萬準備金，可用來維持段內閣不墜於一時。而梁士詒倒貼「小白臉」的爛賬，亦就在這個「浴」中「淴」得幾乎一乾二淨。此是垂死掙扎的第一計。

　　第二計是看出馮國璋別具用心，頗為忌憚西南的軍政府，因而推波助瀾，打算加深兩者之間的矛盾，形成對抗之局，尤其希望發生軍事衝突，所以緊接著停兌停付的閣令以後，發出一通密電，分致除雲貴兩廣各省以外的地方軍政首長，指責軍務院非法，是拿黎元洪當傀儡來破壞共和，不顧民意，製造分裂，最後用挑撥的語氣說：

　　自滇事發生以來，政府息事寧人，但期不破國家之統一，能為地方之安寧，即不惜曲循一部分之意見。凡能遷就者，正在協商進行。而少數革命首領，竟公然不顧全國國民利害、國家存亡，竊據一隅，僭立政府，實係與國家為仇、國民為敵，豈能與語息事寧人之誠意？以共和為號召，乃竟將共和原理，國民公意，一概蹂躪而抹煞之。此而可忍，國將不國！尊處如有意見，望逕電南京，請馮、張、倪三公，會同各省代表，並案討論。

　　所謂「如有意見」，其實是煽動各省，用武力討伐西南，而以馮國璋為盟主。這也等於暗示，北洋政權的遞嬗，將由袁而馮。猶之乎當年武昌起義，袁世凱受命復起一般，馮國璋能打倒西南，就是替他自己打天下。

　　第三計最狠，也是袁世凱一早就在策劃中的。袁世凱心目中最畏懼的不是蔡鍔、唐繼堯，也不是陸榮廷、梁啟超或者岑春煊，而是締造民國的革命黨。因為革命黨的勢力無所不在，潛於九淵，升於九天，只憑一夕風雷。鄭汝成被刺，肇和艦起義，不過小試身手。如今全國志士，集中上海，而可以團結各方，產生決大號召力，並能在國際上發生作用的，只有一個陳英士。

　　袁世凱是在辛亥年陳英士光復上海，進而力助蘇州、杭州、鎮江、南京各地義軍起事，底定東南，並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，進而組織臨時政府，推選孫大總統，就已深知他真有旋乾轉坤的手段。所以二次革命失敗以後，對他仍舊不能放心，更經託人示意，有七十萬元存在交通銀行，如果陳英士願意赴歐美考察工商實業，這筆鉅款，就是他的旅費。

　　陳英士表示願意接受這筆「贈款」，但要拿來作為革命經費。這個答覆，近乎開玩笑。「說客」據實回報，袁世凱便決定拿這七十萬元，作為暗殺陳英士的費用。

　　當然，在陳英士是不會知道的。二次革命雖然失敗，經不起考驗的假革命黨，紛紛變節，而他卻在極少數肝膽相照、堅苦卓節的同志協助之下，活動得更為起勁。他的大計畫是在上海、湖北、廣東三地舉義，認為有一地得手，就能立住腳；三得其二，可以左右全局；三處盡入掌握，等於大局已定。在袁世凱看，西南的變化，不過局部問題，只有江陰炮臺、安微大通、江蘇吳江及金山、江西玉山及廣豐，山東淮縣及高密，及至奉天等地，由革命黨策動，此落彼起的起事，最為可慮。因為這證明革命黨的勢力，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，很可能一夕之間，義旗遍地，成了革命黨的天下。因此，要趁革命領袖孫逸仙，響應軍務院的成立，發表「二次討袁宣言」，主張維持約法，而準備由日本回國，主持全局之先，趕緊去掉陳英士這一心腹大患。

　　這時的陳英士，處境異常艱苦，苦的是沒有錢。他家在湖州開個小布廠，早就為袁世凱的爪牙朱瑞和屈映光，藉故封閉，全家都在上海，過的極清苦的生活。這猶在其次，最困難的是接濟各地軍火，招待同志食宿，處處都要大筆款子。本來革命經費是靠有「革命聖人」之稱的張靜江接濟，他是陳英士的同鄉，出生在有名富庶的南潯鎮，家資巨萬，慷慨無比。二次革命失敗，孫逸仙重組「中華革命黨」，張靜江是財政部長，理當籌措革命經費，只是家鄉在朱瑞和屈映光的控制之下，有產業卻不能變現款，徒呼奈何。

　　至於浙江旅滬的一班富商，從二次革命失敗以後，態度一變，只有少數人如朱葆三、葉琢堂、沈縵雲還肯幫忙。

　　陳英士所可恃的就是這少數人，經常由他的侄子陳果夫、陳希曾替他「跑頭寸」。但是，討袁的情勢越來越有利，大舉在即，卻無一筆足夠的經費在手，豈不急煞了人？就在陳英士這心力交瘁的當兒，刺客乘虛而入了。

　　這兩個刺客叫做許國霖、程子安，虛設一家鴻豐煤礦公司，買通了一名革命黨的叛徒李海秋，居間拉攏，說是鴻豐有一座礦山，跟日商中日實業公司做一筆押款，要請陳英士當個介紹人。押款成功，鴻豐願提十分之四補助革命經費。

　　陳英士未暇深思，一口應允。於是訂期簽約——這天是五月十八下午，李海秋帶了許國霖等人到薩坡賽路十四號陳家拜訪。陳英士衣冠肅客，談不到三五句話，李海秋裝作惱喪自責的樣子，說將頂要緊的合同忘記帶來了，然後匆匆離座，仿佛要趕著去取合同似地。

　　等他一出門，隨即衝進來兩個陌生人，拔槍就放。變起不測，子彈都中在頭部要害，立刻倒在客廳地毯上，一句遺言沒有就氣絕了。

　　隔室還有幾位同志，聞聲趕來，兇手又打傷了兩個人，才趁混亂之中，溜出陳家，逃得不知去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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