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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七


  北京當然支持南京會議,因為此會的議題,就是馮國璋所提的調停時局八大綱,第一條總統問題,認為袁世凱受清廷委託,組織民國政府,今因帝制發生,民國中斷,大總統已不存在,則副總統名義亦同歸於盡。應該承認袁大總統暫負維持的責任,一面迅籌召集國會的辦法,等國會開幕,袁世凱辭職,這是轉圜的辦法,北京方面認為不妨一試。

  但在西南,卻看出馮國璋別有用心,而袁世凱始終沒有退位的誠意,因而在五月八號成立了軍務院,作為各獨立省分的臨時統一機關,也就等於是護國軍的聯合司令部。軍務院的一套辦法是梁啟超所設計的,院中設撫軍多人,由各獨立省分的軍政長官擔任,並公推唐繼堯為撫軍長,岑春煊以副撫軍長攝行職權。另設政務委員會,用梁啟超擔任委員長,並委唐紹儀為外交專使,溫宗堯、王寵惠為副使,專駐上海,辦理外交事宜。

  同時軍務院發表宣言,認為「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」的職務,依法應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。但黎元洪「方陷賊圍」,不能執行執權。依照規定,本來應由國務院攝行其職,可是國務院又非大總統任命,經國會同意,不能組織。因此暫設軍務院,直隸大總統,用合議制裁決庶政。

  通電發表,北京當然震動。東廠胡同,警衛林立,將「黎菩薩」看守得格外嚴密。外交方面更要謀求對策,倘或唐紹儀活動有效,取得各國對軍務院的承認,那就等於承認黎元洪為大總統,這個關係太重大了。

  但是,真正使得袁世凱和梁士詒引為深憂的,乃是「旅滬二十二行省公民」,為了反對南京會議而發的通電,揭破了馮國璋所提出的「八大綱」的陰謀,舉出六點理由,不能承認他的主張。

  首先就是袁世凱的地位問題,通電中說:

  中華民國創自南京政府。當時清朝勢窮力竭,莫資抗禦,不得已乞和退位。適袁氏密使載途,誓以至誠,贊成共和。國人亦以袁氏歸順,並率所部,促清室反省,尚有足多。乃由南京參議院議決,認許孫大總統辭職,再舉袁氏為臨時大總統,此為我建設新邦之歷史,事蹟昭然,有目共睹。彼宣統臨去陳言,囑袁氏如何組織云云,不惟無拘束南京政府之效力;而袁氏之得為總統,確由法定機關,依法公選,該電謬稱「由清付託」。微論統治權與所有權不同,不能以私人意思相授受,而充邪說之所至,直欲將我國人無數犧牲以博得辛亥革命之歷史,根本推翻。苟非別有肺腸,何至悖戾若是?

  光是這開宗明義的第一點,義正辭嚴,無論就法理、就事實來說,都是駁不倒的。當然,道理雖然充足,要看什麼人來講。袁世凱和梁士詒,正就因為講這個道理的人,怎麼樣也難與匹敵。發此通電的「旅滬二十二行省公民」,共有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人。列出名字的代表,是各省頂尖兒的知名之士,以廣東為首,第一個就是唐紹儀,當年南北讓和的北方總代表,民國如何誕生,革命黨領袖孫大總統,如何委屈求全?一本細賬都在他肚子裏。

  此外各省領銜的人物,湖南是譚延闓、范源濂;湖北是湯化龍、劉成禹、劉公、何成浚;四川是胡景伊、楊庶堪;江蘇是唐文治、孟森;奉天是吳景濂;江西是彭程萬、文群;浙江是虞洽卿、王正廷;安徽是陳策、汪彭年;直隸是張繼、谷鍾秀;陝西是李述膺、徐朗西;廣西是張其鍠、鄧家彥;河南是夏述唐、劉積學;山東是丁惟汾、彭占元;山西是李素;福建是林森、高登鯉;雲南是張耀曾;吉林是趙成思;黑龍江是秦廣禮;甘肅是王鑫潤;新疆是蔣舉清,不但大都是締造民國有功的革命黨,而且大都是民國二年為袁世凱非法解散的國會議員。

  袁世凱的「心腹大患」就在這裏。因為這個國會是公認為的法統所在,所以唐繼堯贊成在上海組織「國民代表會」,解決帝制取消,袁世凱失卻大總統資格以後的國是問題。而此代表會的代表,就由民國二年國會議員擔任,不須召集,自行集會。這就等於為袁世凱非法解散的國會,恢復行使職權。所作成的決議,不但在法理上站得住,對全國有號召力和約束力,而且各國政府倘或不支持袁世凱,亦就非承認這一代表會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不可。

  為此,袁世凱跟梁士詒商量,決定召集一次秘密會議,奉召出席的人,都是袁世凱的死黨,自然也是帝制派。人數不多,除梁士詒以外,只有楊度、朱啟鈐,周自齊、袁乃寬,連袁世凱一共六個人,在居仁堂一盞水晶大吊燈的慘白光亮籠罩之下,團團圍坐,自始至終,默無一語。

  這是一次作最壞最後打算的會議,為防機密外泄,出席的人事先都得到通知,只用筆談,但見紙筆沙沙聲,尤其是楊度,揮筆如飛,意見最多。

  這個會議從五月十號夜裏,開到十一號上午,積紙盈寸,當場燒毀。梁士詒出了居仁堂,便去拜訪段祺瑞,第二天就發表「閣令」,以「各國當金融緊迫之時,國家銀行紙幣有暫行停止兌現,及禁止換取銀行現款之法」,令飭中國、交通兩銀行:

  自奉命之日起,所有該兩行已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,暫時一律不准兌現付現。一俟大局定後,即行頒佈院令,定期兌付。所存之準備現款,責成兩行一律封存,至各省地方,應由各將軍、都統、巡閱使,凡有該兩行分設機構,地方官務即酌派軍警,監視該兩行,不准私自違令兌現付現。

  可想而知的,這道閣令等於宣告政府信用破產,市面大亂,人心惶惶。作為全國金融商業中心的上海,所受到的衝擊更大。不過,交通銀行雖由梁士詒一手把持,中國銀行卻不是他所能完全控制的,特別是中行上海分行,情況更加不同。

  中國銀行是由大清銀行蛻變而來。民國元年二月,大清銀行的商股股東聯合會,就呈准南京臨時政府,改組上海大清銀行為中國銀行,商股五百萬兩銀子,改為中國銀行股本,由宋漢章擔任經理,接收大清銀行在漢口路的行址及一切財產,換塊招牌,繼續營業。

  過了一個月南京臨時政府北遷,財政總長熊希齡委派吳鼎昌正式籌備中國銀行開辦事宜。到了秋天,中國銀行京行在北京開業;上海、天津兩行都改為分行。中國銀行的業務發展得很快,不過一年工夫,添了漢口、濟南、長春、瀋陽、杭州五個分行,此時已經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,股本總額定為六千萬銀元,先招一千萬;而政府所認的官股不到三百萬,所以中國銀行實際上是十分之七的商業銀行。

  閣令用電報發到上海,已在深夜。宋漢章睡夢裏頭聞此巨變,驚出一身冷汗,立即找他的副手——他的副經理叫張嘉璈,是學政治經濟的日本留學生,人很能幹,與宋漢章是浙東浙西的大同鄉,彼此推重,合作得很好。

  「這是亂命!」張嘉璈斷然決然地說,「不該奉行。」

  宋漢章亦有此意。如果奉行停兌停付的亂命,持有中國銀行鈔票的人,等於弄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廢紙,立刻就會破產,國內或許還可使用政府壓力,強迫商家收受,勉強通行,但是國際上決不會收受沒有準備金的紙幣,這一下整個上海的中外貿易都會受到極嚴重的打擊,引起無法收拾的混亂。

  因此,最好的辦法是照常處理,無限制收兌,也容許存戶無限制提存,但問題上是那裏來這麼多現金?

  宋漢章愁眉不展,張嘉璈的神態卻正好相反,顯得異常興奮。「這是難得的一個建立信用的機會。」他說,「事實很明顯地擺在那裏,中國銀行一倒,遭殃的不止於中國銀行本身,所以無論本行的股東、同業、工商界都會支持我們。至於本行的大戶,在起初或者會起恐慌,急著提存,但是,我估計不出三天,情勢就可以穩定,提出的存款,仍舊會送回來。」

  換句話說,只要能應付三天,風潮就可以平息。宋漢章受到張嘉璈的鼓舞,同意了他的原則。於是深宵策劃,連夜打電話——張嘉璈平日對金融界頗下了一些功夫,這時發生了作用。中國通商銀行、浙江興業銀行、四明商業儲蓄銀行的經理;以及英國的麥加利、匯豐、有利;法國的東方、匯理;日本的正金等等銀行的買辦,一致表示願意維持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信用,用同業拆放的方式,盡量供給「頭寸」。

  到了第二天八點鐘左右,宋漢章和張嘉璈還在行內召開商股股東聯合會,宣佈應變的處置,而銀行外已經黑壓壓一片人頭,手裏不是拿著存摺,就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所發的鈔票,緊訟紛紜,或罵或哭,亂成一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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