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鳳仙(52)_高陽

五二

　　那是光緒二十年前的話。有三十年的火候加下去，譚鑫培這出《賣馬》，唱得越發出神入化。而這天的心境，又跟往時唱這齣戲不同。以伶界的「大王」，受制於骯髒小人。回想袁世凱五十歲生日那年，在錫拉胡同本宅的堂會，也有自己的戲。剛剛出臺，還未走到「九龍口」，只見軍機大臣那桐站起來，遙遙一揖，滿堂賓客，無不動容。想當年看今日，跟秦瓊困在天堂州下，有何不同？

　　就因為這一番感觸，越發瞭解劇中人的心境，一段「店主東，帶過了黃驃馬」，唱得淒涼無比，真能令人掉淚。加以蕭長華深知他的情懷，格外冒上，將店主東那副勢利小人的嘴臉，模擬得活龍活現。這樣一逼，更逼出譚鑫培的好戲來，珠聯璧合，精彩紛呈，比那天跟田桂鳳合演《坐樓殺惜》，更能令人傾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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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一夜的堂會，唱到清晨三點鐘方罷。完了戲的不能走，說郭處長有話交代，必須等著。孫菊仙年紀大了，不耐枯坐，而且他原就不願來唱這場堂會，見此光景，更為不悅，憋著一肚子氣，只待發作。

　　戲完了吃宵夜，吃到一半，郭世五來了，後面跟著兩位衛兵，拿竹杆抬了一個極沉的麻袋，往地上一擺，碰出金石之音，才知道裏面裝的是現大洋。

　　「皇上放賞，不分角兒大小，一律每人兩百元。」

　　接著，解開麻袋，衛兵數著銀光閃亮的「袁大頭」，每人兩百個。當然高興的居多，但也有人默默不語，接了銀元就走。

　　等郭世五發賞完畢，孫菊仙忍不住了：「我自內廷奉老佛爺以來，眼中只見過銀兩，未見過銀元。做了皇帝就闊了，不分大小，一賞兩百元。真正暴發戶小子，不值一笑！」

　　「老爺子，老爺子，」他的跟包臉都嚇黃了，「你就少說一句吧！」

　　孫菊仙卻不管這些，還在發倔脾氣。他是天津衛的「老鄉親」，嗓門特大，後臺都以為他在跟誰吵架，紛紛圍了攏來。跟包的真怕惹禍，匆匆收拾箱籠，扶著他趕緊離了後臺。孫菊仙一口氣不出，沿路丟洋錢，跟包勸他不聽，賭氣不理，就這樣，未到新華門，兩百銀元，丟得光光，回到家得意地說：「『袁大頭』人頭落地了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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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袁家「喜事重重」，袁世凱做過生日，接著便要忙另一場喜事了——袁克權完婚，吉期挑的是陰曆九月十九日。

　　袁克權行五，弟兄之中以他最得父親的鍾愛，因為袁世凱認為老五像他。照袁世凱對陳宧的暗示，將來皇位「傳賢不傳長」，屬意的就是老五。

　　也就因為如此，袁家諸子中對帝制最關切、最起勁的，除了克定就是他，特為在琉璃廠松華齋紙店，印了一批彩箋，下有「五皇子言」的字樣，所以琉璃廠幾乎人人知道，袁大總統就要做皇帝了。

　　由於傳說太盛，一直在冷靜觀察的使節團，終於採取了行動。就在楊度的籌安會，因為「功成身退」改名為「憲政協進會」的這一天，日本公使小幡酉吉、英國公使朱爾典、俄國公使庫朋斯基，約齊了去見外交總長陸徵祥。

　　「陸總長！」日本公使小幡，代表使團發言，開門見山地說，「袁總統準備恢復帝制一舉，默察貴國的現狀，恐有危險事件發生。現在歐戰正在緊張階段，協約國方面一致的希望，是保持東亞局勢的安定。請袁總統顧念大局，保持現狀，將改變國體的計畫，暫時擱置。」

　　一聽這話，陸徵祥大起反感，認為使節團是干涉中國內政。同時他也知道許多內幕，英國公使朱爾典便是贊成帝制的。就是日本，軍部的意見亦跟政客不一致，軍部也是贊成帝制的。由此看來，小幡的話有多少價值，大成疑問。

　　當然，他不能率直回答，反問一句：「照貴公使看，會有什麼『危險事件發生』？」

　　「貴國各省會有人起來以武力反對。」

　　「這一層請放心。敝國政府的實力，足以控制全局，決不會有戰亂發生。」

　　小幡說不下去了，只能答一句：「請再慎重考慮我們的勸告。」

　　使節團雖碰了個釘子，但並不死心。過了幾天，二次來見陸徵祥，除原來的三個公使以外，還加上法國公使康悌，他是確有所知的——駐上海的法國總領事，經常有報告給他，所反映的是真實的中國民意，革命黨辛苦締造了民國，從此縣官不敢打老百姓的屁股，老百姓見了縣官也不用磕頭，這是千古未有的好事，如何肯教袁世凱輕易把它毀掉？因此，傾心革命黨的，不知凡幾。內地還有官吏在上，不免顧忌；在租界裏，民氣升沉，灼然可見。照康悌的瞭解，二次革命雖未成功，但革命黨的勢力，決不可輕侮，因為有廣大民心的支持，一夕之間可以用星星之火燎原。如果袁世凱一意孤行，必然會激起強烈的反應，導致他無法妥協的混亂。這與他的「護僑」的使命，全不相符合，因而加入使節團，同聲勸告。

　　然而陸徵祥卻全然不能瞭解列強公使也有不作外交詞令，具有「心所謂危，不敢不言」的誠意的時候，所以鬧得不歡而散。

　　「袁總統迭次發表的聲明，官式的、私下的，都表示對於恢復帝制，不願匆遽行事，同時等於已允諾維持貴國國境內的治安，不致擾及僑民。這樣很好，但願貴國政府能有支持其諾言的實力。日本及其他三國，決定採取監視的態度。」

　　「你的話已越出了外交的範圍，成為干涉他國的內政！」陸征祥很鄭重地說，「希望各國公使尊重中國的主權。」

　　康悌想有所陳述，還在打腹稿之時，只見小幡已領頭退出，只好也跟著一起走。

　　過了一個星期，上海發生了一件大事。革命黨的勢與力，決不是輕易就會被打倒的，在這件大事上，得到了充分證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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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辛亥起義，始於武昌的槍聲，山東繼起回應，花樣最多。山東諮議局局長丁世嶧，特行召集臨時會議，向清廷提出八個條件，倘無滿意答覆，當即宣佈獨立——當然不可能得到什麼滿意的答覆，於是革命黨人組織了一個保安會，推舉孫寶琦為山東都督。孫寶琦是浙江大儒孫詒經的兒子，也是袁世凱的兒女親家。

　　由於孫寶琦的翻復，取消獨立，革命黨便向煙台方面發展，由胡瑛當都督，宣佈山東獨立。在濟南接替孫寶琦的袁派鷹犬張廣建，便也搞成假獨立的局面，同樣自稱都督，鬧成了雙包案。

　　鄭汝成便是當時駐煙台的警衛隊統帶，一看革命聲勢浩大，與徐世昌的胞弟，登萊青道徐世光，一起棄城逃回北方。他是天津人，北洋水師出身，也是袁世凱的嫡系，二次革命初起，袁世凱因為鄭汝成曾列名同盟會，對革命黨的情形，頗有瞭解，所以派他以「總執法官」的名義，率領海軍三營，乘「應瑞」、「肇和」等兵艦，開到上海。

　　上海的革命工作，由陳英士領導，決定首先攻取設在高昌廟，有小型船塢，且能生產軍火的製造局。但是鄭汝成亦以保護製造局為首要重任，大部分的兵艦都停泊在附近的海面上，由艦上發炮，以優勢的火力壓制，所以革命黨血戰七晝夜，未能得手。

　　二次革命失敗，袁世凱論功行賞，認為鄭汝成是能寄以腹心的股肱之任，因而將他擢升為海軍上將，任命為特設的「上海鎮守使」，就以製造局為鎮守府。鄭汝成也確有才幹，凡所表現，無不深得袁世凱的激賞，視為「東南柱石」，與陳宧被視為「西南柱石」一樣。袁世凱敢於冒天下之大不匙，進行帝制，就因為自恃有鄭、陳二人，不怕任何人用武力來反對的緣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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