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淒涼到蓋棺

　　翁同龢歿於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，享年七十五，臨終口占一絕雲：「六十年中事，淒涼到蓋棺。不將兩行淚，輕向汝曹彈。」此詩一直無人能解，試為一釋，並考正翁同龢並無諡「文恭」之事。

　　翁同龢雖已高齡七十有五，而腰腿甚健，四月廿一日由蘇州啟程，翌日至杭，宿于翁曾桂署中。

　　翁曾桂在江西藩司任內，丁憂回籍守制，服滿於廿八年九月進京，三個月後簡放浙江藩司，翁同龢是年除夕日記：

　　頻年與兩侄相依，頗足慰意，今秋菉侄棄吾而去，最傷老懷。筱侄（翁曾桂）蒙恩簡近省，然究非聚處之樂。

　　「菉侄」指翁曾榮，歿于翁曾桂入京以前。所謂「蒙恩簡近省」，可知榮祿不忘故交，特加照應。故于榮祿之歿，日記中比擬為原壤之於孔子，僅責其無禮而已，且有「為之於邑」之語，與記剛毅、徐桐之死，感情完全不同。

　　翁同龢在杭，由葉茂如陪同遊湖，四月廿六日記：

　　茂如來約游理安，遂以小輿偕行，出湧金門，繞武林門沿湖行，山如環，湖如鏡，入張祠（勤果）、左祠、拜岳王墳，南至靈隱寺飯。飯已拾級至韜光，得金蓮花一枝，又所謂泉龍者 （四足而有角）。仍下至靈隱寺門，徑往茅家埠，約七裡，覓一舟至孤山，登巢居閣（林處士墓），今又增林典史，近又添林太守迪臣基。又至三潭印月，其右即彭祠也。坐良久，泛湖歸，黑雲如山，亟輿至靈隱，此至而雨作，點燈共飯。

　　次日日記謂「有雲氣，正增遊興」，淩晨即步至冷泉亭坐石聽泉，旋游龍井，煙霞洞，隨即赴拱宸橋，乘船回常熟。

　　觀此可知翁同龢不但興致極好，身體亦極好。至於此行的主要目的是，翁曾桂健康狀況不佳，特往探視，而來去悄然，臨行且未作別，與戊戌七月至南昌的情形完全不同，是一極鮮明的對比。

　　戊戌七月至江西，是等待複召之命，而此時是在「編管」之中，行動不能自由，私下到杭州探侄，還要看機會。其時浙江巡撫誠勳調任，翁曾桂以藩司護印，為一省最高長官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翁同龢方能作杭州之行，因為誠勳如在，不作禮貌上的周旋，便是翁曾桂失禮；倘去拜訪，為言官所知，露章糾彈，翁曾桂必獲處分，降革都有可能。

　　即令如此，行蹤仍不能不力求隱秘，到杭州後，只在藩署一宿，次日遊湖，宿於靈隱，又次日回常熟，只翁曾桂之子惠夫在拱宸橋相送。翁同龢宿藩署之夕，日記中有「共此燈燭，亦幸矣哉」，林下巨公探視胞侄，竟如衛八處士之訪老杜，此非淒涼而何？

　　此行的感觸至深，故歸後即「忽忽不適」；日記中「竟日煩懣不可當」；「觸目淒然，終日昏昏」；「悶坐無聊」等字樣不斷，與未去杭州以前的心境，大不相同。至五月十一日閱報得悉有一恩諭，就不能不病了。

　　五月十一日：見初八日報，奉太后恩諭，以今年慶典，凡戊戌案內革職人員皆開復原官，監禁交地方管束者，概釋，著該部該省查奏，欽此。逋臣得邀此寬典，雖一息當伏謁君門也。大寶從津來謁，得杭信 （初六），得京信（初四）。

　　按：原詔為：「從前獲罪人員，除謀立會之康有為、梁啟超二犯，實屬罪大惡極，無可赦免外，其餘戊戌案內各員，均著免其既往，予以自新，曾經革職者，俱著開復原銜，其通飭緝拿，並現在監禁，及交地方官管束者，一體開釋；事犯在此次恩旨以前者，概行免究。」中如王照潛回京師後，於三月十二日被捕，亦因有此恩諭，得獲釋放。

　　五月十二日：晨見日，午後雨，發熱，遍身疼，胸痞常梗，晚益甚，得汗不解，呻吟徹曉。

　　五月十三日：晴。晨乘舟入城，延王士翹來診，雲盡是濕熱，用芳香泄濁，然於肝疾似未及也。晨略爽，晚仍熱。

　　五月十四日：晴。先公誕日設奠，叩頭竟不能起。

　　翁同龢日記至是日而止。但直至五月二十日棄世而止，始終神明湛然。

　　在翁同龢的想法，這道恩諭是通案，對他應該另有特旨，所謂進退大臣以禮，他之放歸田裡，以及後來交地方官之嚴加管束，皆奉特旨；則如今寬宥前罪，開復原官而仍為協辦大學士，當然亦應該用特旨。豈有宰相復位，而須地方官查奏之理。此所以日記中有「逋臣如得邀此寬典，雖一息當伏謁君門也。」用一假設的「如」字，即意謂他不在通案之內，故可算尚未邀得寬典，等奉到特旨，怎麼樣也要進京去謝恩。那知居然並無特旨，將兩朝帝師，四朝元老，與草茅新進的沈鵬，一例看待了。

　　這要怪誰呢？第一要怪德宗。既然太后有此恩典，他應該替翁同龢講話。剛毅、徐桐排擠翁同龢，慈禧應該早就看出來了，而且慈禧亦是很念舊的人，只要德宗肯說話，在當時母子感情已見好轉之際，慈禧決無不准之理。

　　其次要怪軍機。自榮祿歿後，慶王掌樞，漢大臣以王文韶為首，他對朝章制度，非常熟悉，只要在承旨時，說一聲「奉特旨撤職人員，照例應下特旨開復原銜」。此為循例應辦之事，何能不准？

　　所以致此者，不外乎兩個原因，第一是根本忘記了有翁同龢這麼一個人；第二是顧忌到眾口鑠金的翁同龢保薦康有為之說，而康梁自戊戌政變時，由北洋縱放後，在海外一面假勤王之名斂財；一面不斷醜詆慈禧，恐一提翁同龢，會觸怒慈禧。以情理而論，當以後者為是。是則沉冤至死莫白，此即「淒涼到蓋棺」。

　　明史「太祖孝慈高皇后傳」：

　　學士宋濂坐孫慎罪，逮至論死，後諫曰：「民家為子弟延師，尚以禮全始終，況天子乎？且濂家居，必不知情。」帝不聽。會後侍帝食，不禦酒肉，帝問故，對曰：「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。」帝惻然投箸起，明日赦濂。

　　馬皇后之賢，在「治平寶鑒」中數載其事；同治年間，詞臣為兩宮太后進講，亦必談過此一故事。宋濂罪至論死，只以曾為太子師而蒙赦；翁同龢兩為帝師，即令曾保康有為，其罪亦不至如宋濂不能教兒孫，以致其長孫宋慎參預胡惟庸的逆謀，而慈禧一直不諒，此為「六十年中事」所不堪回首者。

　　凡此淒涼，既與家屬無關，且亦難為家屬訴說，惟有抱恨入地，「不將兩行淚，輕為汝曹彈」，有苦至死而不能言，真正是淒涼到蓋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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