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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驥伏櫪(2)

與徐承煜相較，徐桐的一門生一子，賢愚判然。啟秀即翁同龢所記的「啟蔭之」，又字穎之，滿洲正白旗籍，同治四年翰林。戊戌政變後禮部尚書裕祿外放直督，即由啟秀繼任，併入軍機、兼總署，半出徐桐之力。相傳殺許景澄、袁爽秋的上諭，即出於啟秀的手筆。及至拳匪之亂，兩宮倉皇出奔，啟秀既為軍機大臣，理當扈從，只以老母正病，無法隨後趕赴行在，與徐承煜同為日軍所拘。 　　及至聯軍入城，啟秀自盡不果，被捕後，與徐承煜同時聞正法之命，神色自若，這一份養氣的工夫，頗為難得。 　　「福少農」之少農，不是指戶部侍郎，而是卸任安徽巡撫福潤的別號。《庚子詩鑒》記： 　　余庵府尹福裕，為倭文端子，由奉天府尹引疾歸，值庚子之變，城陷仰藥死，其堂兄福潤，官安徽巡撫告歸，全家並殉，事尤烈。文端講性理之學，為海內宗仰，其長子福咸官徽甯池太廣道，先于咸豐中殉粵寇之難，知其教澤深矣。 　　「文端」為倭仁的諡號，他是真道學；不過所謂「教澤」者，無非「平時袖手談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王」而已。壽伯富即壽伯茀。寶廷兩子，長名壽富、字伯茀，次名富壽、字仲茀，兄弟俱仰藥死。王文敏即王懿榮，山東福山人，以收藏碑版著名，為當時名士之一。 《庚子詩鑒》記： 　　福山王文敏，以祭酒為京師團練大臣，城破死事甚烈，都人即其故宅為祠。又與滿祭酒熙元同附祀國子監韓文公祠，張文襄詩所謂「巍然十鼓兩司成」也。 　　國子監在安定門內成賢街，其東即孔廟。「石鼓」為周宣王時，史竹㨨以大篆記田獵之事的刻石，其形如鼓，故名石鼓。乾隆五十五年另制新鼓十，與舊石鼓並列國子監大成門內。庚子之役，國子監滿漢兩祭酒，同時殉難。熙元字稹甫，諡文貞；王懿榮則諡文敏。張之洞有「國子監拜熙文貞王文敏兩公祠遂觀石鼓」詩。 　　寶豐字和年，宗室，官至侍讀，為大阿哥溥儁的師傅。兩宮西狩，不及隨扈，吞金自盡，題絕命詞于壁，文曰：「忠孝節廉，本乎天性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嗚呼寶豐，不失其正。」學問如何，大致可知。 　　王鐵珊字伯唐，為兵部郎中，頗附和主戰，城破，自縊于六安會館，遺囑雲：「鐵珊棄母不養十餘年，乃千古第一不孝，今主憂臣辱，實不可再活，且以自伏不孝之罪，非為效忠也。恐人誤曰『忠』，故辨之。」王鐵珊與譚嗣同為好友，而譚嗣同曾痛詆以死報君，謂「自居于宦官妾婦」，他寫信給唐才常說：「伯唐亦深韙斯言。」這就是王鐵珊所以要「辨」的緣故，但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亦仍舊是效忠。 　　庚子之亂，翁同龢如仍在朝，而又不及隨扈，將如何自處，無從設想。但六飛在道，百官流離，則翁同龢的放歸田裡，自是不幸而大幸。尤其是朝局一變，向之與翁同龢為難者，或暴斃如剛毅、或自裁如徐桐，即令「編管」之令猶在，但已不必惴惴然恐邏者之在門。因此，辛醜年起，翁同龢才真正有數年蕭閑的山中歲月。 　　辛醜——光緒二十七年，翁同龢的題畫詩獨多，感時之作，則有上巳兩詩： 　　今日修禊辰，祓除應更新， 　　欣欣菜麥秀，浩浩江南春。 　　江南雖雲樂，奈此燕晉秦。 　　輾轉尺一書，迍邅屬車塵。 　　 　　皇天覆萬物，煦嫗無不仁， 　　會當敷大澤，蘇彼孑遺民。 　　世運有回斡，時政毋逡巡， 　　頹然一釣叟，飲泣西湖濱。 　　（上巳有感） 　　此「西湖」指尚湖，在虞山之西，故謂之西湖。其時和約將成，而上年十二月初十，有變法之詔，指康有為之談新政，乃亂法而非變法，故詩中有「時政毋逡巡」之語。 　　同時應酬也多了，人情冷暖，翁同龢的體會是最深的，但一無怨語。如三月十二日記： 　　常熟邑尊饋鰣魚。費屺懷、丁叔衡同到，屺懷攜徐子靜唐本《說文·木部》卷；《萬歲通天帖鉤填本》卷；宋拓《薦季直表》屬題。子靜送所刻叢書，魚翅廿斤、宣腿二隻。 　　此徐子靜非徐致靖，殆為徐士愷，安徽人，別號「觀自得齋」，久居吳中，富收藏。 　　三月下旬，有福山訪碑之行，途中作《浣溪紗》六首，今集中留五首，過此即未再作詞，其《食鰣魚》一首雲： 　　一箸腥風饜腹腴，懶如熊白膩如酥，江南雋味世應無， 　　作貢遠通遼海舶，嘗新忝荷大官廚，酒醒忽憶在江湖。 　　鰣魚進貢，明朝有之，自江南馳驛至京，亦須半月，往往腐臭不堪食。清末自有海輪後，三、四日抵京，始以鰣魚作貢，以翁同龢的身分，例得分賜。後半闋的「遼海舶」即指海輪，可到旅順、秦皇島，便是遼海。又一首題作 《田山聖濟寺時方重修》： 　　寂寂茅堂野鴿飛，山僧乞食未曾歸，一龕香火敞雙扉。 　　紺宇重新須努力，金容無恙得瞻依，有人悵望淚沾衣。 　　後半闋隱喻兩宮回鑾，「金容」自是指德宗，末句具見忠愛之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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