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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光緒廿四年八月初一日起，翁同龢才算真正歸田。

　　前一天，七月三十日，日記中僅餘「發京電」三字，其時袁世凱已經奉召抵京；楊崇伊上折請太后訓政事，已決定實行；此折一上，朝局必翻。慈禧可以同意德宗複起翁同龢，但黜翁既系由她主持，迨至訓政複又起用翁同龢，變成出爾反爾，斷不可行。但京華夢斷，翁斌孫大概只告訴了他最簡單的結果，原因是不能見諸電報的。

　　八月初二開始作歸計，日記雲：

　　與筱侄談家事，又假侄二百金作歸資。

　　於此可證，江西之行非為省嫂視侄，一舒遊觀，倘原意如此，來去川資當早籌畫妥當，不必臨時開口。

　　至初八日，翁同龢「恭讀電傳諭旨」，始知太后複出訓政。日記中記感想雲：

　　臣在江湖，心依魏闕，益戰慄罔知所措也。是日秋分，微陰仍熱，終日憤憤，未辦一事。得斌七月廿二日函，平安、言近事頗奇突。

　　「戰慄罔知所措」之上，加一「益」字，最足以道出心境。如無複起之議，則既已放歸田裡，寵辱不驚，無須「戰慄」；著一「益」字是深恐因此又遭咎戾。初九日又記：

　　晨雨，數月以來，夜夢種種，亦不覆信矣。昨夢人持示一詩：首句「寂寂仁義圃，坦坦道德途」，真至言哉！

　　由此可知，翁同龢出京之前，便有終將還朝的自信。此自非憑空而來，依當時的情況及德宗對翁同龢的感情而言，四月二十七日的嚴旨以後，必使廖壽恒或張蔭桓傳諭翁同龢，暫且歸田，俟太后消怒後，即當複召。至此大澈大悟，熱中之念全消，但亦不至「戰慄罔知所措」，雖仁義寂寂，但道德不虧，自是君子之坦途。所難堪者是對家人，尤其是想到翁同書夫人。

　　翁同書夫人，翁同龢稱之為「三嫂」，而實為長嫂。她的一生，在感情上的起伏極大，翁同書在安徽帶兵打仗，身處危城，日夕驚心；其後被逮入京，將罹大辟，其心境可想。後來幸而被赦，至陝西花馬池剿匪，戎馬倉皇，日子並不舒服。翁同書歿後，翁曾桂外放為監司，板輿迎養，稍享晚福，但她亦深知「朝裡無人莫做官」的道理，因此，翁同龢的升沉在她是非常關心的。這一點可以從翁同龢的日記中，反映出來。

　　七月廿七日：至門則導從繽紛，入室則一家喜氣。嫂氏……一見握手，喜出涕，二十年春眷之懷，於此稍釋。

　　八月初九日：午後入見嫂氏，今日下床坐椅，精神語言，大勝於前，惟老人為余揮淚，餘未敢言歸，而寸腸鬱結。

　　為之揮淚，則已知複起之說成空，翁同龢「未敢言歸」，更可見其有所為而來。

　　八月十四日：默坐未能入辭，輾轉百端，此值莫可喻也。

　　八月十五日：五更起檢行囊、徘徊不入。

　　辭嫂之難如此，因意料中淒苦話別，翁同龢自己亦不堪承受。

　　九月十七日：得熙孫（翁曾源次子，翁斌孫之弟）信，雲江西初二函，言老人病未愈，未詳其狀，因發電交茂為，由福山電局去。

　　九月十九日：午正突接江西回電，嫂氏于昨日午刻棄養矣。驚痛之餘，中懷茫昧，急告諸宅。數日心驚肉顫，今晨起占易，得屯之上六，曰「泣血漣如，何可長也？」知此事在旦夕，亦感神明昭鑒之捷矣。痛思文勤公客死塞上，吾嫂氏辛苦數十年，猶幸賢子孫侍養無違，稍享老福，吾今年尚得一見。自歸後即慮此疾難起，不料竟未及期頤也。……此行真大錯矣！

　　翁同龢如在常熟等候信息，則複起時，例由軍機以「廷寄」囑江蘇巡撫轉知，不過稍稍耽擱，無礙大局，而事之不成，翁曾桂可以婉轉陳明堂上，甚至於飾詞敷衍，不以真相明告，翁同書夫人所受的刺激不深。及至溽暑有南昌之行，滿城文武以迎接現任大員之禮相待，翁同書夫人喜極而涕，老年人驟有此感情上的大波動，本已於病體不宜，不意升之於九霄，擲之於九淵，翁同龢雖可以「寂寂仁義圃，坦坦道德途」自解，而在翁同書夫人則真是不折不扣的邯鄲一夢。翁同龢歸後即慮其「此疾難起」，亦是想到將近期頤之年，不能經此榮枯頓異的刺激。這一來翁曾桂必須因丁憂而開缺，半年之間，叔侄雙雙鎩羽，此行真個大錯。

　　經此巨創，翁同龢開始安排林下生涯，在城內塔前，賃了一所平房，作《安宅記》短篇雲：

　　戊戌八月歸自江西，久賃屋於塔前為棲泊之所。國事方殷，憂懷為搗，遑敢作身家計，然親戚往來，見聞雜遝，不可弗記也，故書此冊，庶幾焚香告天之意。是月廿五日，松禪老人記。

　　「松禪」之名，首見於此。但既賃屋鬧市，又置此冊，以記見聞，其未忘懷國事，意亦可知。其時姨太太陸氏業已南歸，書籍字畫，悉數運來；翁同龢常親瑣屑，藉為排遣，且子侄親友眾多，日子過得還不寂寞。

　　到了十月廿一日，忽然又來一個極沉重的打擊，是日上諭：

　　翁同龢授讀以來，輔導無方，從未以經史大義，剴切敷陳，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，不時陳說。往往巧借事端，刺探朕意，自甲午年中日之役，主戰主和，甚至議及遷避，信口侈陳，任意慫恿，辦理諸務，種種乖謬，以致不可收拾。今春力陳變法，密保康有為，謂其才勝伊十倍，意在舉國以聽。朕以時局艱難，亟圖自強，於變法一事，不憚屈己以從，乃康有為乘變法之際，陰行其悖逆之謀，是翁同龢濫保匪人，已屬罪無可逭。其餘陳奏重大事件，朕間有駁詰，翁同龢輒怫然不悅，恫喝要脅，無所不至，詞色甚為狂悖。其跋扈情形，事後追維，深堪痛恨，前令其開缺回籍，實不足以蔽辜。翁同龢著即行革職，永不敘用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，不准滋生事端，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。

　　同時另有一道上諭，嚴譴吳大澄：開缺巡撫吳大澄居心狡詐，言大而誇，遇事粉飾，聲名惡劣，茲即革職永不敘用。

　　甲午之役，湖南巡撫吳大澄請纓，帶領湘軍宿將出關，王湘綺曾作《小遊仙詩》四首相譏。其人之「言大而誇，遇事粉飾」，八字罪名，字字皆實。兵敗後，竟無任何嚴重處分，外間多謂翁同龢包庇，翁於此節，亦未否認；此時牽累及之，可知翁之獲罪，與追論甲午責任有關。

　　《緣督廬日記》十月廿一日全錄上諭，後志感慨雲：

　　臣蘇人也，讀竟不能不為短氣。愙齋咎由自取，嚴譴已遲；至瓶師醴酒之嫌，不意決裂至此，不如壽州之生，亦不若高陽之死也。連日讀《海虞妖亂志》，適聞此變，奇哉，奇哉。

　　「愙齋」為吳大澄的別署【愙kè同「恪」】；「瓶師」指翁同龢，翁別號「瓶居士」；壽州謂孫家鼐，此際正得意之時；「高陽」謂李鴻藻，歿于上年夏天，恤典甚優。此三人者，皆為帝師，而翁同龢的境遇獨慘，而獲咎之故，如葉昌熾所謂「醴酒之嫌」，不過在慈禧面前禮貌稍疏，而決裂如此，實為意想不到。 《海虞妖亂志》一書，如《過墟志》、《三荒十衍錄》等，皆為明朝末年特有的一種小說，記世家大族的秘辛異聞，生活瑣屑，事奇人奇，始末畢具，在當朝即有奇書之目。 《海虞妖亂志》記常熟錢氏族中祖孫父子，生前身後、悖逆倫常、爭權奪利，乃至子孫烝庶母、庶祖母的醜聞。葉昌熾竟以此比擬翁同龢以帝師之尊而受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」的處分，可以想見當時士林為翁不平的心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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