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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木訥令兄」的故事

　　翁同龢光緒廿四年十月廿四日記：

　　以新聞報導：廿一日嚴旨，臣種種罪狀，革職永不敘用，並加地方官嚴加管束，不准滋生事端等因；伏讀感涕而已。

　　這又是葉緣督所稱「木訥令兄」的構陷。清朝末年，士大夫好以隱語暗指人物。「剛毅木訥近乎仁」，木訥之上為剛毅——此人是戊戌政變中，隱於暗處的兩主角之一。「六君子」之死，以及翁同龢的被放，他要負大部分責任。

　　他是滿洲鑲藍旗人，筆帖式出身；任刑部司官時，以熟於律例，派充為秋審處總辦。當同光之交，楊乃武案轟動全國，此案的背景，極其複雜，牽涉到兩個政治問題，一是地域性的黨爭，一是中央與地方權力之爭。當洪楊既平，湘淮兩系的勢力大為膨脹，左宗棠平定浙江，李鴻章平定江蘇，原有功于江浙，但亦因為如此，儼然以為可以支配江浙，李鴻章「用滬平吳」後，始終布其羽翼在兩江；左宗棠則更視浙江為禁臠，自同治八年保薦他麾下大將楊昌浚為浙江巡撫後，楊昌浚每個月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湊足西征的「協餉」，匯交左宗棠的糧台，本省有重要興作，如修水利等等，反不能優先動用本省的收入，日子一長，浙江人對左宗棠不免反感。江蘇人對李鴻章則更不時杯葛，以致于李鴻章大罵「吳兒無良」。這種對立的情況發展至同治末年，到達頂點時，發生了楊乃武、小白菜的案子。

　　楊乃武未中舉以前，在地方上包攬訟事，並不安分，但此案中無辜；小白菜風流放誕，聲名不佳，但此案中亦屬無辜。只以余杭知縣劉錫彤，自恃為大軍機寶鋆的鄉榜同年，平日素惡楊乃武好事，複又誤信人言，審此案一上來就誤入歧途，及至發覺不妥，已無可挽回，只有將錯就錯，鍛煉成獄。

　　浙江京官，皆知內幕，支持楊乃武的家屬京控，發交浙江學政胡瑞瀾提審；胡瑞瀾竟維持原判。浙江京官大嘩；以胡瑞瀾籍隸湖北，而兩湖是大同鄉，認為胡瑞瀾庇護其同鄉楊昌浚，因而造成浙江與兩湖的對立；江蘇則以對湘軍、淮軍皆無好感之故，而且江浙一向親近，所以加入浙江方面，變成江浙對兩湖的黨爭。

　　至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問題，是辛酉政變以後才產生的。清朝一直採取中央集權制，而以雍幹兩朝發揮得最徹底，至道光朝由於中央的領導無方，內憂外患並起，至咸豐朝漸成內輕外重之勢。於是辛酉政變後，特為選用「同治」作年號，以表示放棄中央集權制度，但此為迫于現實，不得不作籠絡之計，慈禧太后及親貴世臣，內心並不情願。

　　其時的現實是什麼？是漢人以其智慧，並付出生命、財產為滿清打天下。此所以肅順雖誅，而他的重用漢人的政策，為恭王所繼承，且進一步由事實上這麼在做，變為昭示天下，曾國藩以兩江總督節制五省軍務，明詔「朝廷不為遙制」，自清兵入關以來，從未賦與漢人如此大的權力。

　　及至洪楊平定，撚匪瓦解，朝廷發現疆吏的權力過於膨脹，漸成尾大不掉之勢，因而亟謀收權。楊乃武案，是借此以殺督撫威風的妙著；欲使天下鹹知，生殺予奪之權，仍操諸朝廷。是故四川總督丁寶楨入覲時，面責刑部尚書桑春榮：「公真憒憒！此案何可翻？一翻此案，疆吏不可為矣。」但此案終於平反，浙江巡撫楊昌浚以下，皆獲嚴譴。

　　但刑部起先主持此案者，非滿漢兩尚書，而為署理侍郎的翁同龢，其光緒二年十二月九日記：

　　葛畢氏案，提驗屍骨無毒，皆具結矣。此案餘首駁議，而松侄司藩極用力，甚矣折獄之難，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審慎也。

　　「松侄」即翁曾桂，時為刑部司官；與剛毅同為秋審處總辦。剛毅以承審此案，奉旨嘉獎。光緒五年己卯京察——三年考績，外官曰「大計」，京官曰「京察」，前者于寅申巳亥年舉行，後者逢子午卯酉年舉行。這年正月，翁同龢升任刑部尚書，京察時以剛毅列為一等。部曹京察一等必外放，剛毅因此得為廣東潮嘉惠道，是個好缺，未幾升江西臬司，調直隸，遷廣東藩司，又調雲南，光緒十一年擢升為山西巡撫，行外放至封疆，歷時僅六年，而資格相同的翁曾桂，至光緒廿四年亦不過以江西藩司，署理巡撫，剛毅受翁同龢之深，於此可見。

　　剛毅任外官時，仍頗結納翁同龢，如光緒十一年翁同龢日記：

　　九月廿六日：剛子良中丞來長談。

　　九月廿七日：拜剛子良晤談，以所刊「牧令須知」等見贈，此君清廉明決，特沾沾自喜耳。

　　十月初七日：剛子良有贈，卻。

　　剛毅每次到京，必與翁有數次長談；翁亦常為人寫「八行」與剛，交誼實為不薄。甲午以後，更援引剛毅，聯翩入樞，不意同官既久，漸生意見。

　　剛毅與徐桐一樣，是極端的排外派，翁同龢與剛毅公然發生爭執，即由於論洋務；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翁同龢日記：

　　與剛公語不合，幾拂衣。

　　此為論對德交涉，剛毅一味主強硬之故。及至二十四年德國亨利親王來訪，議禮節時，剛毅不獨與翁同龢意見不合，且於上諭亦以為不可。三月初八日翁記：

　　議德王弟覲見禮，內有握手回拜兩端，諸臣皆以為不可……剛君早起與餘論事不合，然其人直，可恕也。

　　翁同龢之為君子，即此可見；但僅有君子之腹，不知剛毅此時已結納慈禧左右，正謀排擠翁同龢。三月十三日記：

　　（論接見德王弟禮節）上盛怒責剛毅，謂「爾總不以為然，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，否乎？」

　　至於翁同龢對剛毅，以昔為部屬，且有援引之德，共事時態度不免略見倨傲，此尤為結怨不解之由，如同月廿八日記：

　　無折有報，事頗多。見面時，漏一片未請批，余當時即顧剛君令檢，而公反復未能檢出，退始了然。又承旨派毓賢出省竟遺忘，遞事後旨問乃急補遞，皆餘之疏也，敬識之，巳正乃散。仲華約於話，會約明日代奏，伊派大挑大臣，因步軍統領有印，不能住內閣。

　　于此可見，翁同龢視剛毅，約略如軍機章京。記榮祿一段，足見外間指翁同龢為權臣，亦非虛語。榮祿其時在協辦大學士中居首，大學士麟書新歿，即將升補其缺，而舉人大挑，奉派為大挑大臣，以步軍統領職司京畿治安，不能住內閣，竟不能「遞牌子」請見面陳，而須翁同龢代奏，在翁與無帖權之心，而在他人不作如是想。凡此遭妒，皆為翁同龢驟然蒙禍之因。

　　陳夔龍《夢蕉亭雜記》記剛毅與翁同龢結怨之因雲：

　　客有告協揆（謂翁）曰：「剛相識漢字無多，聞在直時，每稱大舜為舜王，讀皋陶之陶字從本音，並於外省道員中指道員劉鼎為劉鼐，經公當面呵斥，渠隱恨思報久矣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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