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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木訥令兄」的故事


  翁同龢光緒廿四年十月廿四日記:

  以新聞報導:廿一日嚴旨,臣種種罪狀,革職永不敘用,並加地方官嚴加管束,不准滋生事端等因;伏讀感涕而已。

  這又是葉緣督所稱「木訥令兄」的構陷。清朝末年,士大夫好以隱語暗指人物。「剛毅木訥近乎仁」,木訥之上為剛毅——此人是戊戌政變中,隱於暗處的兩主角之一。「六君子」之死,以及翁同龢的被放,他要負大部分責任。

  他是滿洲鑲藍旗人,筆帖式出身;任刑部司官時,以熟於律例,派充為秋審處總辦。當同光之交,楊乃武案轟動全國,此案的背景,極其複雜,牽涉到兩個政治問題,一是地域性的黨爭,一是中央與地方權力之爭。當洪楊既平,湘淮兩系的勢力大為膨脹,左宗棠平定浙江,李鴻章平定江蘇,原有功于江浙,但亦因為如此,儼然以為可以支配江浙,李鴻章「用滬平吳」後,始終布其羽翼在兩江;左宗棠則更視浙江為禁臠,自同治八年保薦他麾下大將楊昌浚為浙江巡撫後,楊昌浚每個月的第一件大事,便是湊足西征的「協餉」,匯交左宗棠的糧台,本省有重要興作,如修水利等等,反不能優先動用本省的收入,日子一長,浙江人對左宗棠不免反感。江蘇人對李鴻章則更不時杯葛,以致于李鴻章大罵「吳兒無良」。這種對立的情況發展至同治末年,到達頂點時,發生了楊乃武、小白菜的案子。

  楊乃武未中舉以前,在地方上包攬訟事,並不安分,但此案中無辜;小白菜風流放誕,聲名不佳,但此案中亦屬無辜。只以余杭知縣劉錫彤,自恃為大軍機寶鋆的鄉榜同年,平日素惡楊乃武好事,複又誤信人言,審此案一上來就誤入歧途,及至發覺不妥,已無可挽回,只有將錯就錯,鍛煉成獄。

  浙江京官,皆知內幕,支持楊乃武的家屬京控,發交浙江學政胡瑞瀾提審;胡瑞瀾竟維持原判。浙江京官大嘩;以胡瑞瀾籍隸湖北,而兩湖是大同鄉,認為胡瑞瀾庇護其同鄉楊昌浚,因而造成浙江與兩湖的對立;江蘇則以對湘軍、淮軍皆無好感之故,而且江浙一向親近,所以加入浙江方面,變成江浙對兩湖的黨爭。

  至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問題,是辛酉政變以後才產生的。清朝一直採取中央集權制,而以雍幹兩朝發揮得最徹底,至道光朝由於中央的領導無方,內憂外患並起,至咸豐朝漸成內輕外重之勢。於是辛酉政變後,特為選用「同治」作年號,以表示放棄中央集權制度,但此為迫于現實,不得不作籠絡之計,慈禧太后及親貴世臣,內心並不情願。

  其時的現實是什麼?是漢人以其智慧,並付出生命、財產為滿清打天下。此所以肅順雖誅,而他的重用漢人的政策,為恭王所繼承,且進一步由事實上這麼在做,變為昭示天下,曾國藩以兩江總督節制五省軍務,明詔「朝廷不為遙制」,自清兵入關以來,從未賦與漢人如此大的權力。

  及至洪楊平定,撚匪瓦解,朝廷發現疆吏的權力過於膨脹,漸成尾大不掉之勢,因而亟謀收權。楊乃武案,是借此以殺督撫威風的妙著;欲使天下鹹知,生殺予奪之權,仍操諸朝廷。是故四川總督丁寶楨入覲時,面責刑部尚書桑春榮:「公真憒憒!此案何可翻?一翻此案,疆吏不可為矣。」但此案終於平反,浙江巡撫楊昌浚以下,皆獲嚴譴。

  但刑部起先主持此案者,非滿漢兩尚書,而為署理侍郎的翁同龢,其光緒二年十二月九日記:

  葛畢氏案,提驗屍骨無毒,皆具結矣。此案餘首駁議,而松侄司藩極用力,甚矣折獄之難,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審慎也。

  「松侄」即翁曾桂,時為刑部司官;與剛毅同為秋審處總辦。剛毅以承審此案,奉旨嘉獎。光緒五年己卯京察——三年考績,外官曰「大計」,京官曰「京察」,前者于寅申巳亥年舉行,後者逢子午卯酉年舉行。這年正月,翁同龢升任刑部尚書,京察時以剛毅列為一等。部曹京察一等必外放,剛毅因此得為廣東潮嘉惠道,是個好缺,未幾升江西臬司,調直隸,遷廣東藩司,又調雲南,光緒十一年擢升為山西巡撫,行外放至封疆,歷時僅六年,而資格相同的翁曾桂,至光緒廿四年亦不過以江西藩司,署理巡撫,剛毅受翁同龢之深,於此可見。

  剛毅任外官時,仍頗結納翁同龢,如光緒十一年翁同龢日記:

  九月廿六日:剛子良中丞來長談。

  九月廿七日:拜剛子良晤談,以所刊「牧令須知」等見贈,此君清廉明決,特沾沾自喜耳。

  十月初七日:剛子良有贈,卻。

  剛毅每次到京,必與翁有數次長談;翁亦常為人寫「八行」與剛,交誼實為不薄。甲午以後,更援引剛毅,聯翩入樞,不意同官既久,漸生意見。

  剛毅與徐桐一樣,是極端的排外派,翁同龢與剛毅公然發生爭執,即由於論洋務;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,翁同龢日記:

  與剛公語不合,幾拂衣。

  此為論對德交涉,剛毅一味主強硬之故。及至二十四年德國亨利親王來訪,議禮節時,剛毅不獨與翁同龢意見不合,且於上諭亦以為不可。三月初八日翁記:

  議德王弟覲見禮,內有握手回拜兩端,諸臣皆以為不可……剛君早起與餘論事不合,然其人直,可恕也。

  翁同龢之為君子,即此可見;但僅有君子之腹,不知剛毅此時已結納慈禧左右,正謀排擠翁同龢。三月十三日記:

  (論接見德王弟禮節)上盛怒責剛毅,謂「爾總不以為然,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,否乎?」

  至於翁同龢對剛毅,以昔為部屬,且有援引之德,共事時態度不免略見倨傲,此尤為結怨不解之由,如同月廿八日記:

  無折有報,事頗多。見面時,漏一片未請批,余當時即顧剛君令檢,而公反復未能檢出,退始了然。又承旨派毓賢出省竟遺忘,遞事後旨問乃急補遞,皆餘之疏也,敬識之,巳正乃散。仲華約於話,會約明日代奏,伊派大挑大臣,因步軍統領有印,不能住內閣。

  于此可見,翁同龢視剛毅,約略如軍機章京。記榮祿一段,足見外間指翁同龢為權臣,亦非虛語。榮祿其時在協辦大學士中居首,大學士麟書新歿,即將升補其缺,而舉人大挑,奉派為大挑大臣,以步軍統領職司京畿治安,不能住內閣,竟不能「遞牌子」請見面陳,而須翁同龢代奏,在翁與無帖權之心,而在他人不作如是想。凡此遭妒,皆為翁同龢驟然蒙禍之因。

  陳夔龍《夢蕉亭雜記》記剛毅與翁同龢結怨之因雲:

  客有告協揆(謂翁)曰:「剛相識漢字無多,聞在直時,每稱大舜為舜王,讀皋陶之陶字從本音,並於外省道員中指道員劉鼎為劉鼐,經公當面呵斥,渠隱恨思報久矣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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