翁同龢傳(99)_高陽

九九

　　特別需要指出，而言戊戌政變所全未指出者，即密諭中的「爾等」，並不包括林、譚、劉，固已見於字面，且並不包括康有為，康有為是在「諸同志」之列，與林、譚、劉等，都在「妥籌密商」的被動方面。然則「爾等」指誰呢？指具有「密繕封奏」的人，也就是楊深秀、徐致靜這些言官及兼講官的翰林，六部九卿以外，只有他們能上「封奏」；至於康有為上奏，需由工部堂官代遞，所言之事先要說明白，如王照之例可知。

　　這就是何以楊銳得以保存此密詔而未交與康有為的緣故。康有為甚至連墨本都未得到，他只是聽譚嗣同說過，有此一道詔書，「果使如此，則朕位且不能保」一語，在康有為年譜中，居然變成「朕位且不保，令與同志設法密救」了。

　　依前引密詔而論，可以斷言德宗此時對康有為已經疏遠；因為他知道激進之路已經走不通。其實，謂康有為如何上結至知，亦只是他自己如此說而已。果然德宗視康有為如宋神宗之於王荊公，則擢用四京卿時，何不置之於左右？且安有見信之臣，遠遣之上海辦報之理？康有為也好，張蔭桓也好，對德宗的影響力，決不如翁同龢，當德宗準備取得慈禧的諒解，復起翁同龢時，必已想到翁同龢不願引薦康有為的話，而康有為之被疏遠，即始於此時。

　　康有為之無恥，即在於翁同龢及德宗，謬託知己；後世言此事之失，在以為康有為雖欺詐，但事實總得其十之七八，究其實際，必無之事，滿紙誑言。茲就其矛盾偽飾之明顯可見者，略舉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八月初二上論：工部主事康有為，前命其督辦官報局，此時聞尚未出京，實堪詫異。朕深念時艱，思得通達時務之人，與商治法，康有為素日講求，是以召見一次，令其督辦官報，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，職任不為不重，現籌有的款，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，毋得遷延觀望。

　　這道上論的用意，是很清楚的。第一是對康有為的警告；第二是澄清康有為的地位。康有為奉旨督辦官報，僅係上海一處，十八行省一千幾百州縣，每處每月出銀一兩，另加紳商購閱，月可得二千兩，此即上諭中的所謂「籌有的款」。但康有為未饜所欲，仍在京中大肆招搖；他本人並無專摺言事之權，有所陳說，須呈本衙門總署代遞，因而多方鼓動言官出奏，頗為孫家鼐所惡，因有此旨，催其出京。又以康有為招搖過甚，流言且有康有為進宮之說，故上諭中特為聲明，「召見一次」。末尾更謂其「遷延觀望」，加上開頭的「實堪詫異」，則此諭已近乎申斥，而康有為自編年譜中，竟如此說法：

　　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，於是國人駭悚，知禍作矣。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，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……楊崇伊於初二日至頤和園，遽請訓政摺，西后意定，上欲保全我，故促我出京也。

　　在此以前，康又自謂：

　　上之用林旭，以其奏摺稱師，知為吾門生；上之用譚嗣同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苾園尚書所薦，皆吾徒也，故拔入樞桓。楊、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，而陳寶箴曾薦我，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，上亦以為皆吾徒也，而用之。時譚復生實館於吾，林暾谷並日日來，上意有所欲傳，吾有所欲白，皆藉譚、林通之。

　　照康有為所說，「四京卿」之得用，都由於他的關係，此種囈語，可以不辨。但既常藉譚、林以達天聽，尚未出京，應早為德宗所知，何以「實堪詫異」？既欲「保全」，德宗何不命譚、林口傳，促其從速出京，豈不遠較明詔為妥當？

　　事實上，那裏有「保全」的說法？楊崇伊遞請訓政摺，係初二下午到海甸，初三凌晨遞摺；其時促康有為出京已有明發上諭。楊崇伊尚未遞摺，訓政亦未成為事實，而謂德宗竟能先知，促康出京，以為保全，天下竟有此奇事？其後康徒張伯楨為其師作傳，知此為大不通之事，改為「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摺，西后意遂決，德宗知事中變，欲保全先師，故促先師出京也。」康門弟子之誕妄如此！

　　（二）康有為日記又云：「初三日暾谷持密詔來，跪誦痛哭激昂，草密摺謝恩，並誓死救皇上，令暾谷持還繳命，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，並開用官報關防。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，楊銳震恐，不知所為計，亦至是日，由林暾谷交來，與復生跪讀痛哭，乃召卓如（梁啟超）及二徐（徐致靖、仁鐘父子）、幼博（康廣仁）來，經畫救上之策。袁幕府徐菊人（世昌）亦來，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，徐菊人亦哭，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。」

　　所謂「林暾谷持密詔來」，根本為子虛烏有之事，已成定論。且就其自己所記，已出現了極大的漏洞，既然有所謂密詔中的「妥速密籌，設法相救」，且「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」，卻又奏報「於初四日起程出京」，初四日即翌日，然則「皇上」救不救了呢？

　　再談康有為所住的南海會館，位於米市胡同。這條胡同的周圍，即清朝詩人筆下常提到的「宣南」，在明朝就很有名，入清如昔，其西的丞相胡同，有明朝嚴世蕃聽雨樓的遺址。米市胡同有「狀元宰相」潘世恩的大宅，至潘祖蔭時代，文酒之會，盛極一時，且內有中州、江陰、光州、六安、重慶等會館，北去即刑人之處的菜市口，在這樣一個車馬喧闐的繁盛之區，謂如逢國喪，大哭特哭，試問有此理乎？且公然「經畫救上之策」，則所謂「妥速密籌」的「妥」與「密」者何在？凡此皆非情理中所能有。

　　康有為於「大眾痛哭不成聲」下又說：「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，託袁勤王，率死士數百，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，除舊黨。」袁曰：「殺榮祿乃一狗耳」云云。

　　這段話大概是康有為想到了明英宗的「奪門之變」，信口胡說。照康有為的計畫，其前提是袁世凱有兵帶來，可以挑選死士，在京行動，但袁世凱並未帶兵來。而且德宗在京，而榮祿在津，「扶上登午門」即無法殺榮祿；倘謂是在津殺榮祿，則又何必「扶上登午門」？皇帝固照常辦事，且將接見伊藤博文；並非已被幽禁，需要扶上午門，令百姓瞻仰，以示真命有在。凡此不通之說，數十年來竟無一人指摘者，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　　康有為日記中，其他公然作誑之言，可謂之指不勝屈，如五月初三日：「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摺，上命曰：何必代遞，後此康有為摺，可令其直遞來。」但「東華錄」後此所載上諭，如為康有為的奏摺，無不由總理衙門代遞，則仍是工部主事派充總理衙門章京的身分，並無特許直接上奏之權。

　　康有為之不能如言官、講官之得具「封奏」，陳言逕達天聽，已為鐵樣的事實。德宗之有密詔，不能付與無「封奏」權的官員，更為理所必然之事，否則不能直接奏覆，何「密」可言？而況朝廷辦事，自有規制，上下溝通的管道，尤為嚴格，如翁同龢復起，因軍機處不能逕對無職任人員行文，須由地方官轉知，如在常熟，由江蘇巡撫轉知，不易保密，且恐有故意延擱或阻撓的情事，所以先使翁同龢赴南昌，因其時翁曾桂以贛藩署理巡撫，廷寄朝到，翁則夕行，既妥且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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