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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凱告密之謎(3)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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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《戊戌日記》中談及朱論時,謂「譚雲:『朱諭在林旭手,此為楊銳抄給我的,確有此朱諭。』」前後說法不同。張國淦又記: 我又詢初五日請訓,皇上交何朱諭?袁言:實未交朱諭。但諭『你練兵甚好,以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。』似乎是我的軍隊以後可與榮祿對立,不必受他的節制,但亦未明言。」 「與榮祿各辦各事」一語,亦見《戊戌日記》,但記為初二日謝恩時所諭;日記中謂初五日請訓時,只有袁世凱的奏諫,而「無答諭。」揆情度理,以與張國淦所言為真實,因既為請訓,德宗決無一言不發之理。張國淦又記: 袁又言:「我見榮督,榮問:『請訓時奉何密諭?』我言:『請訓時並未奉有密諭,只叫我好好練兵。』榮言:『何必欺瞞?』我覺得北京舉動,彼已聞知,因言:『皇上對於太后並無他意,只是新進諸臣,興風作浪。』即將初三日夜,譚嗣同談話詳要說明,並言:『這是他們的策畫,與皇上絲毫無干。母慈子孝,他們的胡作非為,萬不可牽累皇上。我們當調和兩宮,保全皇上。』榮笑言:『你倒是皇上忠臣。』我言:『外有各國使臣,內有各省督撫,如果有非常之舉,難保不有異議,致生他故。』榮頻點頭言:『你還是好好練兵吧!』 袁世凱這一段話,與日記不同。日記中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一致,俾為如或興獄,有辯解的餘地。此時已非清朝,無所顧忌,因而語氣中指出榮祿為後黨。至於所謂「欺瞞」,袁世凱所瞞者,為「與榮祿各辦各事」一語,而非所謂「誅榮圍園」,但日記既已如此說法,對張國淦遂亦不得不說假話。張國淦又記: 我又詢袁:「彼時都說榮祿初五夜專車秘密到京,才決定大計,實情如何?」袁言:「太后訓政,醞釀已久,近日殺榮圍園,風聲傳播,後黨方面又加甚其詞,所以提前辦理。我在此時亦是他們懷疑防閑之一人,榮果秘密到京,自然不令我知道。我此時憂讒畏譏,亦不敢多有議論。」 這段話有真有偽。榮祿如於初五秘密進京,袁世凱決無不知之理。因為榮如初五夜進京,則初六日謁見慈禧,有許多事要辦,初六必然無法、亦無必要趕回天津,則袁世凱至督署見榮撲空,榮祿的行蹤自明。推作不知,正為榮祿其時未曾進京的反證。 張國淦與袁世凱的上引談話,是在民國二年,當時他並未看到宣統元年在南通印行的《戊戌日記》,直至民國十五年二月,有名的詞家況夔笙,在發表於「申報」的「餐櫻廡漫筆」專欄中,連續刊載日記原文,張國淦方始發生疑問,認為其中最大的漏洞是袁世凱八月初五回津與榮祿相晤的情況,他說: 這是何等重大事件,豈有當晚「略述內情」而等待「次早」卻又「枉顧」之理? 誠然,這是情理上絕不可通之事,袁世凱于此段未說真話。但如因此而以為袁世凱有不可告人之處,即為告密的證據,則大謬特謬。如前分析,袁世凱作此日記的用意,在留一辯解的餘地,且極力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、看法以及情緒相同,俾使攝政王載灃有投鼠忌器的顧慮,不敢再追究此案,即不能不簡化其與榮祿談話的經過。 問題是假話說得不好,照道理應該編得更合理,事實上這亦並非困難之事;而所以如此寫者,是故意寫得不合理,故意留下漏洞,須知這個漏洞,是一個開啟真相的匙孔。譬如這一段: 語未竟,葉祖珪入坐,未幾達佑文亦來,久候,至將二鼓,不得閒只好先退,約以明早再造詳談。 就「告密」而言,這一段是非常不通的。葉、達皆榮祿幕僚,盡可請他們離去,以待畢其詞;即或為了禮貌,亦可請榮祿易地密談。複就情理血言,榮祿亦決不會置如此大事於不問,而與幕僚閒談之理。袁世凱所以如此寫,主要的原因是:第一列舉兩名在場的證人;第二,暗示本無密可告,故以「略述內情」一語了之。此為史法中曲筆及隱筆的交替運用。清朝初期文網甚密,故清人有所記述,欲保留真相而恐觸犯時忌時,每每運用此技。我在作清朝諸疑案的考證時,經常遇到。如冒辟疆作「影梅庵憶語」,有意將董小宛的年齡弄錯一年;並托吳梅村設法保存董小宛被劫,輾轉入宮,祔葬順治孝陵的真相,吳梅村為之寫「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」七絕八首,即為一例。 吳梅村的方法是先寫董小宛被劫,而以「引言」中「阮佃夫刊章置獄;高無賴爭地稱兵」兩語,閃爍其詞,故意用阮大鋮及高傑兩人來淆亂聽聞;最後在第八首結尾,留下「欲即薛濤憐夢斷,墓門深更阻侯門」這麼一個疑問,也就是一個大漏洞,董小宛既然葬在影梅庵,何以祭掃無由?墓門是如何深;侯門是如何阻?要問答案,便須從這個「匙孔」中去探索真相。 袁世凱的《戊戌日記》漏洞尚多,而所有的漏洞,無非都在暗示,「圍園」是不可能的事;政變亦非由他而起。所謂「袁世凱告密」亦如「曾參殺人」,越傳越盛,越具體越誕妄,最可笑的莫如大陸專門造假古董、假史料的一班人,在所謂「項城書劄擇抄」中,偽造一封袁世凱致其兄袁世勳的信。先謂袁世凱是保皇黨,其言如此: 蓋緣皇上急欲變法圖強,擢用康有為、梁啟超等一班維新之士,佐治改革。康梁遂設立「保皇黨」以資號召,知餘統練新軍,誘引入黨,密奏皇上將餘破格升授為候補侍郎。餘思保皇本為臣下之天職,慨允入黨。其黨綱以革除腐敗老臣,施行維新政策為宗旨。 按:其時只有「保國會」,並無保皇黨。至光緒廿五年夏,康有為在加拿大以「衣帶詔」為斂財之舉,始於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省成立「保皇會」,其後遍設總會、支會於加拿大、美國各埠;梁啟超亦于日本橫濱成立同樣的組織,方有「保皇黨」這個名稱。「戊戌政變」以前,皇帝所握有的權力,前所未有,足以自保,何待他人「保皇」? 以下又談「廢立」雲: 不料太后在頤和園得此消息,立召榮相並滿漢大臣商議,欲廢皇上為庶人,另立端王之子溥儁以承大統。事機不密為康梁所探悉,急奏皇上降密旨命餘提兵圍困頤和園,將太后軟禁,榮祿等一班奸黨一律逮捕監禁。弟接旨後,進退兩難,不奉詔是欺君逆指,若提兵軟禁太后,是助君為不孝。 此一段無一真實,且「康梁」為後來的名詞,當時的梁啟超,尚鮮為人知。又談與榮祿的關係雲: 逮捕榮相,是以怨報德。自問天良,弟無榮相特保,安有今日之勢?若派他人殺之囚之,弟可不問,由我督兵捕之,天理人情均嫌不合。此中委曲,後世明眼人自能諒之。弟彷徨終夜,此種重大機密,又不能與幕友磋商,直至天明,決意提兵入京,見機而行。 此時袁世凱已經在京,何得又謂之「提兵入京」?但愈出愈奇,奇談之尤,更在以下: 及抵京師,屯兵城外,孑身入宮,面見皇上,授餘密詔,捕拿太后黨羽,榮相刊首名。餘只得唯唯而退。行近宮門,正遇榮相入宮,攔路問餘帶兵來此何事?弟被逼詞窮,只得以實情詳告。榮相立即帶弟入頤和園面奏太后。此非弟之賣君求榮,實緣榮相是弟恩師,遂使忠君之心,被天良所戰勝,斷送六君子之生命,弟之過之。但弟資格太淺,斷無真除之理,如此反復圖功,必然受後世之唾駡。若然拘囚太后,後世又將責弟若君為不孝也。」 對袁世凱的這封「家書」,只有以「開玩笑」三字來形容。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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