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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凱告密之謎(2)

　　康有為之無恥，即在於翁同龢及德宗，謬托知己；後世言此事之失，在以為康有為雖欺詐，但事實總得其十之七八，究其實際，必無之事，滿紙誑言。茲就其矛盾偽飾之明顯可見者，略舉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八月初二上論：工部主事康有為，前命其督辦官報局，此時聞尚未出京，實堪詫異。朕深念時艱，思得通達時務之人，與商治法，康有為素日講求，是以召見一次，令其督辦官報，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，職任不為不重，現籌有的款，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，毋得遷延觀望。

　　這道上論的用意，是很清楚的。第一是對康有為的警告；第二是澄清康有為的地位。康有為奉旨督辦官報，僅系上海一處，十八行省一千幾百州縣，每處每月出銀一兩，另加紳商購閱，月可得二千兩，此即上諭中的所謂「籌有的款」。但康有為未饜所欲，仍在京中大肆招搖；他本人並無專折言事之權，有所陳說，須呈本衙門總署代遞，因而多方鼓動言官出奏，頗為孫家鼐所惡，因有此旨，催其出京。又以康有為招搖過甚，流言且有康有為進宮之說，故上諭中特為聲明，「召見一次」。末尾更謂其「遷延觀望」，加上開頭的「實堪詫異」，則此諭已近乎申斥，而康有為自編年譜中，竟如此說法：

　　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，於是國人駭悚，知禍作矣。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，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。……楊崇伊于初二日至頤和園，遽請訓政折，西後意定，上欲保全我，故促我出京也。

　　在此以前，康又自謂：

　　上之用林旭，以其奏摺稱師，知為吾門生；上之用譚嗣同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苾園尚書所薦，皆吾徒也，故拔入樞桓。楊、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，而陳寶箴曾薦我，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，上亦以為皆吾徒也，而用之。時譚複生實館于吾，林暾穀並日日來，上意有所欲傳，吾有所欲白，皆藉譚、林通之。

　　照康有為所說，「四京卿」之得用，都由於他的關係，此種囈語，可以不辨。但既常藉譚、林以達天聽，尚未出京，應早為德宗所知，何以「實堪詫異」？既欲「保全」，德宗何不命譚、林口傳，促其從速出京，豈不遠較明詔為妥當？

　　事實上，那裡有「保全」的說法？楊崇伊遞請訓政折，系初二下午到海甸，初三淩晨遞折；其時促康有為出京已有明發上諭。楊崇伊尚未遞折，訓政亦未成為事實，而謂德宗竟能先知，促康出京，以為保全，天下竟有此奇事？其後康徒張伯楨為其師作傳，知此為大不通之事，改為「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折，西後意遂決，德宗知事中變，欲保全先師，故促先師出京也。」康門弟子之誕妄如此！

　　（二）康有為日記又雲：「初三日暾穀持密詔來，跪誦痛哭激昂，草密折謝恩，並誓死救皇上，令暾穀持還繳命，並奏報于初四日起程出京，並開用官報關防。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，楊銳震恐，不知所為計，亦至是日，由林暾穀交來，與複生跪讀痛哭，乃召卓如 （梁啟超）及二徐（徐致靖、仁鐘父子）、幼博（康廣仁）來，經畫救上之策。袁幕府徐菊人（世昌）亦來，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，徐菊人亦哭，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。」

　　所謂「林暾穀持密詔來」，根本為子虛烏有之事，已成定論。且就其自己所記，已出現了極大的漏洞，既然有所謂密詔中的「妥速密籌，設法相救」，且「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」，卻又奏報「于初四日起程出京」，初四日即翌日，然則「皇上」救不救了呢？

　　再談康有為所住的南海會館，位於米市胡同。這條胡同的周圍，即清朝詩人筆下常提到的「宣南」，在明朝就很有名，入清如昔，其西的丞相胡同，有明朝嚴世蕃聽雨樓的遺址。米市胡同有「狀元宰相」潘世恩的大宅，至潘祖蔭時代，文酒之會，盛極一時，且內有中州、江陰、光州、六安、重慶等會館，北去即刑人之處的菜市口，在這樣一個車馬喧闐的繁盛之區，謂如逢國喪，大哭特哭，試問有此理乎？且公然「經畫救上之策」，則所謂「妥速密籌」的「妥」與「密」者何在？凡此皆非情理中所能有。

　　康有為於「大眾痛哭不成聲」下又說：「乃屬譚複生入袁世凱所寓，托袁勤王，率死士數百，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，除舊黨。」袁曰：「殺榮祿乃一狗耳」云云。

　　這段話大概是康有為想到了明英宗的「奪門之變」，信口胡說。照康有為的計畫，其前提是袁世凱有兵帶來，可以挑選死士，在京行動，但袁世凱並未帶兵來。而且德宗在京，而榮祿在津，「扶上登午門」即無法殺榮祿；倘謂是在津殺榮祿，則又何必「扶上登午門」？皇帝固照常辦事，且將接見伊藤博文；並非已被幽禁，需要扶上午門，令百姓瞻仰，以示真命有在。凡此不通之說，數十年來竟無一人指摘者，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　　康有為日記中，其他公然作誑之言，可謂之指不勝屈，如五月初三日：「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折，上命曰：何必代遞，後此康有為折，可令其直遞來。」但《東華錄》後此所載上諭，如為康有為的奏摺，無不由總理衙門代遞，則仍是工部主事派充總理衙門章京的身分，並無特許直接上奏之權。

　　康有為之不能如言官、講官之得具「封奏」，陳言徑達天聽，已為鐵樣的事實。德宗之有密詔，不能付與無「封奏」權的官員，更為理所必然之事，否則不能直接奏覆，何「密」可言？而況朝廷辦事，自有規制，上下溝通的管道，尤為嚴格，如翁同龢複起，因軍機處不能徑對無職任人員行文，須由地方官轉知，如在常熟，由江蘇巡撫轉知，不易保密，且恐有故意延擱或阻撓的情事，所以先使翁同龢赴南昌，因其時翁曾桂以贛藩署理巡撫，廷寄朝到，翁則夕行，既妥且速。

　　但康有為決不能道破實情，否則他的一切誑言，無不拆穿。因此，他竟造作德宗許以「直遞」的子虛之事，進而有所謂「密折」、「密詔」。其事實真相，可為之分析：

　　第一、從譚、林口中，康有為得知確有密詔付楊銳。康有為設想他人必有此疑問：康某既自稱如何上結德宗特達之知，則有密詔，何以不付康某？於是撒謊撒到底，竟謂有兩道密詔，一道謂「朕位且不保，令與同志設法密救」；一道謂催其出京，意在保全。好在譚、楊均已不在人世，死無對證；即令不信有其事，但無證據。不意此密詔竟為楊銳攜回四川，且于宣統元年呈交攝政王，公諸於世，真相乃明，否則終成疑案。

　　第二、康有為在京多方活動，終未能更上層樓，八月初二日催其出京的明詔一頒，康有為的原形，已顯了一半。八月初三楊崇伊上訓政折，則慈禧複掌大權，已成定局。康有為至此已至日暮途窮之境，倘不速走，禍且及身；但既不能攜其弟同行，而忍令蹈虎尾春冰之險，就必須有一說得過去的理由，因而造作德宗境況如何危險，欲其相救，以示大義所在，忠君不能不棄弟的苦衷。

　　第三、有密詔始可號召勤王，以遂其行騙之計。

　　至於袁世凱，只在迫不得已，或居然有人當面詢問時，承認告密，不認誣證，因為告密可有解釋，一是為了「保全皇上」；二是榮祿為長官，如此大事，何所不告？但誣證則為陷害，決不可認。

　　但就是袁世凱自己的話，亦有許多前後不符之處，如張一麐所記，「據北洋幕府所聞」，而又謂「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」，謂袁世凱回津後，「榮祿已令衛兵夾道羅列，而自西後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」之雲，而 《戊戌日記》則謂次日始于榮祿座中見到楊莘伯。

　　曾在北洋政府任要職的張國淦，數年前有一回憶錄發表，謂曾面詢袁世凱。據記如下：

　　袁言：「當時宮廷和天津督署，天天有私人往返，所有秘密，他們知道比我多，比我快，何待我告密？禦史楊崇伊常常來津，在督署一住多日，禮部尚書懷塔布等革職後，他們到津與榮督秘談，所談何事，外人固不得知，聽說與太后訓政有關。七月二十九日，我奉旨到京，初一日召見，特賞侍郎候補。初三夜，譚嗣同來，聲言榮某近日獻策，將廢立，要求我誅榮某，圍頤和園，並言：已有朱諭在手。出示朱諭，乃系黑筆所書 （原注：即廿九日密詔節錄者。高陽按：即付楊銳的密詔），並無誅榮圍園之語。譚言：他能挾制皇上，於我請訓時，付我誅榮圍園朱諭。我聽其『挾制』二字，不寒而慄，告以『天津尚有聶董兩軍，及淮練各軍七十多營，北京神機各旗營，事前不能接洽妥當，單靠我的七千人，如何能辦這樣大事？』譚嘵嘵不休，只得說——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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