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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凱告密之謎(1)

　　然則袁世凱在德宗既崩，攝政王載灃與隆裕太后定策，欲殺袁世凱為德宗報仇，而為張之洞所力救，罷黜回籍之前，何以要留下這一篇支離葛藤的日記；而張一麐又特地托費仲深在南通印行？實為預作免禍之計，其想法與作法是：

　　第一、袁世凱雖罷歸洹上，其禍未解，倘或追論「告密」案，則先有印行的一本日記在，可作為辯解的根據。

　　第二、袁世凱的日記中，不但為他自己辯解，而且也極力為榮祿開脫，強調他跟榮祿的立場是一致的，如果他有責任，榮祿也脫不得干係。因為攝政王載灃是榮祿的女婿，如果他要回護他的岳父，即不能不連帶回護袁世凱。

　　至於日記中所欲透露的事實，當於不經意處及無字間推求，其主要的申訴是如下兩點：

　　（一）「訓政之電，業已自內發矣」，表示榮祿並未主張請太后複出；而由「楊莘伯在座」，「出示」此電，暗示策動政變，另有其人。
　　（二）榮祿謂「倫常之變」，「非子孫所忍言，也非子孫所敢聞」，暗示德宗之被幽居瀛台，完全是慈禧單獨所作的決定。

　　關於「密告」的傳說，起於八月十四日既殺六君子，頒發上諭，為康黨加上「糾約亂黨，謀圍頤和園，劫制皇太后，陷害朕躬」這些謀反大逆的罪名以後。此為榮祿於八月初十進京以後，面謁慈禧太后後，商定的策略，因非如此不能殺六君子，幽德宗於瀛台。

　　當八月初六採取逮捕行動時，以康有為為「首惡」，其罪名亦不過「結黨營私、莠言亂政」；初九日續奉上諭，逮捕張蔭桓、徐致靜、楊深秀及四京卿時，僅謂「均著先行革職，交步軍統領衙門，拿解刑部審訊」，根本未言是何罪名？故步軍統領崇禮會同刑部具奏時，亦含糊以「該革員康有為結黨營私，莠言亂政，牽涉大小臣工多名，案情極為重大」為言，僅是株連，而無法具體指出涉嫌的罪名。

　　及至十一日已派軍機會同刑部、都察院嚴行審訊後，忽又於十三日徑行縛赴西市，四新貴，一言官，一布衣，同時公開處斬，而不知所「伏」者是何「法」？更不知所謂「明正典刑」者何在？于此可知六君子畢命以後，指其謀反大逆，若問證據何在？殊非秦檜之「莫須有」三字所能了事。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，唯一的活口袁世凱，為上諭的誣控作誣證，乃成必須。

　　《戊戌日記》末綴「謹述大略，五衷如焚，時在八月十四日記于天津督署」等語，實為暗示在見及是日明發上諭以後，作桴鼓之應。袁世凱之受嘉獎，以及翌年冬天之被擢為山東巡撫，乃酬庸及誣證而非告密。這一點，至今尚無人為之細辨，甚矣哉，論史之難。

　　不過，袁世凱作此誣證，亦系備而不用，此非有面子之事，袁所深諱。但當時眾口喧騰，政變系由袁世凱告密而起，則為康梁師弟大肆宣傳而起，袁世凱是不得已而作誣證，康梁則明知其誣，乃以別有用心之故，蓄意誣上加誣，以致後來保皇黨每罵一次慈禧，即使得慈禧遷怒于德宗，加上幾分虐待，且慈禧對德宗的成見始終膠結不解，康有為之「保皇」者如是！近世高級知識份子，欺世盜名，奸險無恥，莫過於康有為！梁啟超固可佩服，但於此重公案不能不與師同流合污，實為白璧之瑕。

　　如上所論，今所欲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，即在為譚嗣同辨誣。戊戌八月初三之夜，譚晤袁時，究作何語，已成千古疑案，但就情理而論，如康梁所言，譚嗣同勸袁世凱以流血不過五步的殺榮祿，或有可能；若謂其要求袁世凱提兵圍頤和園，劫制慈禧太后，則可斷定譚嗣同決不會作此囈語，否則他就是白癡。

　　試想，袁世凱有兵七千在新農鎮，亦即所謂「小站」，由此發兵，首須北向通過天津，這一關能不能通得過？其次蘆漢路局總辦胡燏芬，會不會支持袁世凱，撥給足夠的車廂供他運兵？就算北洋自榮祿以下都在夢中，任其所為，但蘆漢路只通至南苑附近的馬家埠，袁部又如何能從城南到京城西北的頤和園？即令聶、董兩軍不能赴援，步軍統領崇禮的「巡捕五營」及屬於內務府護軍營系統的頤和園衛隊，莫非都會棄械投降？

　　康有為以奉有「衣帶密詔」為言，在海外招搖撞騙，且曾偽造譚嗣同在獄中所作的「血書」，為王照所揭發（詳見《水東集》），此為治近代史者所深悉。所謂「密詔」，事誠有之，亦僅只一通，系德宗在七月廿八日手交楊銳，楊被難後，其子密藏回川，宜統元年繳呈攝政王，交實錄館，真相始大白於世。原件以大白折端楷朱書，其第一段雲：

　　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，不願將法盡變，並不欲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，令其議政，以為恐失人心，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，但聖意堅定，終恐無濟於事，即如十九日之朱諭，皇太后已以為過重，故不得不徐圖之，此近來實在為難情形也。

　　十九日朱瑜，指禮部全堂盡革事，慈禧「以為過重」，並不以為根本不應處分，此即所謂「恐失人心」之意，而德宗亦因「聖意堅定」，故「不得不徐圖」，冀「隨時幾諫」，尚有挽回之望。此為當時德宗的基本態度。第二段雲：

　　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，至於阽危，皆由此輩所誤；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，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則朕位且不能保，何況其他？

　　此足見德宗有自知之明，且亦明白道出處境，謂「權力實有未足」，則非無權力；謂舊法盡變，昏庸盡黜，位且不能保，則倘非盡翻全域，位均能保。德宗在此時的地位，還談不到「危」之一字。第三段雲：

　　今朕問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舊法可以漸變，將老朽昏庸之大臣，盡行罷黜，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，令其議政，使中國轉危為安，化弱為強，而又不致有拂聖意？爾等與林旭、譚嗣同、劉光第及諸同志等，妥速籌商，密繕封奏，由軍機大臣代遞，由朕熟思審慮，再行辦理，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。

　　一則曰「俾舊法可以漸變」；再則曰：「候朕深思熟慮，再行辦理」，充分顯示德宗已由急切求功，轉變為謀定後動，逐漸改進，以迄於最後達到黜舊進新的目的。情緒上「雖不勝焦急翹盼之至」，而事實上毫無匆遽急迫之狀。

　　特別需要指出，而言戊戌政變所全未指出者，即密諭中的「爾等」，並不包括林、譚、劉，固已見於字面，且並不包括康有為，康有為是在「諸同志」之列，與林、譚、劉等，都在「妥籌密商」的被動方面。然則「爾等」指誰呢？指具有「密繕封奏」的人，也就是楊深秀、徐致靜這些言官及兼講官的翰林，六部九卿以外，只有他們能上「封奏」；至於康有為上奏，需由工部堂官代遞，所言之事先要說明白，如王照之例可知。

　　這就是何以楊銳得以保存此密詔而未交與康有為的緣故。康有為甚至連墨本都未得到，他只是聽譚嗣同說過，有此一道詔書，「果使如此，則朕位且不能保」一語，在康有為年譜中，居然變成「朕位且不保，令與同志設法密救」了。

　　依前引密詔而論，可以斷言德宗此時對康有為已經疏遠；因為他知道激進之路已經走不通。其實，謂康有為如何上結至知，亦只是他自己如此說而已。果然德宗視康有為如宋神宗之于王荊公，則擢用四京卿時，何不置之於左右？且安有見信之臣，遠遣之上海辦報之理？康有為也好，張蔭桓也好，對德宗的影響力，決不如翁同龢，當德宗準備取得慈禧的諒解，複起翁同龢時，必已想到翁同龢不願引薦康有為的話，而康有為之被疏遠，即始於此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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