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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崇伊發難(2)

　　如上排比，只缺八月初四日一天情事，留待後論。茲所欲辨者，根本無袁世凱告密之事；是則謂政變之作由袁告密而來，與事實全不相符。所以有此一說者，由於八月十四日即殺「六君子」的第二天，上諭有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，謀圍頤和園，劫制皇太后，陷害朕躬之事，幸經覺察」等語，因非誣以謀反大逆的罪名，便無「正法」的理由。不過如此巨案，必然有人追問，是如何「糾約亂黨，謀圍頤和園」；又如何而「幸經覺察」？於是速作一段譚嗣同夜訪袁世凱，說以先誅榮祿，再謀圍頤和園的「故事」；而「幸經覺察」，則由於袁世凱的告密。其過程如劉鳳翰「袁世凱『戊戌日記』考訂」，就袁記刊出八月初五日的活動如下：

　　早請訓，上賜密諭。

　　退後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。

　　乘十一點四十分車，下午三點抵津，同城文武各官，鹹往迎迓。

　　詣院晉謁榮祿，報告內情，榮祿即乘車（五點）晉京，留袁護理直督。

　　汪袞甫（榮寶）「重有感」十首戊戌政變，其第七首下半雲：

　　銀鐺夜醉開東閣，鐵騎朝飛入北軍。定策殊勳誰第一，青袍禦史氣如雲。

　　「銀鐺」、「鐵騎」一聯，用酈寄賣友的故事，以譚嗣同為酈寄所出賣的呂祿，而以榮祿擬條侯周勃。詩意亦謂袁世凱告密後，榮祿入京「清君側」。因此，這段史實的分辨之處，在於榮祿是否曾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，八月初六如周勃之突入北軍？

　　細考官文書及私人記載，均無榮祿於初五入京之說。如葉昌熾記當時前後情事甚詳，楊崇伊上訓政折，先謀之于「王廖兩樞臣」，皆不敢發，而廖因楊有此舉，知德宗欲召翁同龢的意願，必成畫餅，因而通知翁斌孫轉電翁同龢。我的推斷，即因葉記有此重要透露而來。依當時情勢來說：榮祿以大學士而握兵權，其行蹤備受人注目；如政變為榮祿入京後所發動，葉昌熾亦必有楊崇伊的摺子，由慶王遞進的記載，而竟無隻字提及，可知必無其事。至於袁世凱的說法，亦複兩歧，或有或無，只能信其一；我的看法，適與劉鳳翰相反。

　　袁世凱的說法有兩種，一為袁世凱在北洋最親密的幕僚張一麐【lín同「麟」。】，在《古紅梅閣筆記》中所記：

　　次日召見，德宗示以所命，袁極言母慈子孝，為立國之本。退朝，有某侍衛大臣拍其背曰：「好小子！」蓋西後遣人詗之，而為立言得體也。袁遂不敢返館，即赴津，至督轅則見榮祿已命衛兵夾道羅列，而自西後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，乃跪求榮祿作主。

　　榮曰：「吾已奉懿旨入京，此座即以屬君。」送至車中，袁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皇上處於危地，如皇上有他，世凱以死繼之。」榮曰：「皇上決無他，其餘臣子則不能保。」

　　據張一麐自注：「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。」袁世凱明言「送至車中」，則是親見榮祿入京。但其日記的說法不同：

　　初五日請訓，因奏曰（略）等語，上為動容，無答諭。請安，退下，即赴車站，候達佑文觀察同行，抵津日已落，即詣院謁榮相，略述內情，並稱：「皇上聖孝，實無他意，但有群小結黨煽惑，謀危宗社，罪實在下，必須保全皇上，以安天下。」語未竟，葉祖珪入座，未幾，佑文亦來，久候將至二鼓，不得閒，只好先退晚餐，約以明早再造詳談。次早榮相枉顧，以詳細情形備述，榮相失色，大呼冤曰：「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，天必誅我，近來屢有人來津，通告內情，但不及今談之詳。」予謂：「此事與上毫無干涉，如累及上位，我惟有仰藥而死耳。」籌商良久，迄無善策，榮相回署，複約佑文熟商，是晚榮折簡來招，楊莘伯在座，出示訓政之電，業已自內發矣。榮相撫茶杯笑曰：「此非毒藥，你可飲之。」惟耿耿於心，寢食難忘者，恐累及上位耳。

　　按：達佑文名達斌，一字以文。甲午之戰時，恭王奉旨組織「督辦軍務處」，慶王幫辦，翁同龢、李鴻藻、榮祿、長麟會辦，達斌為幕僚，以後即為榮祿參贊軍務。袁世凱日記中提及此人，殊有深意。

　　袁世凱續記：

　　越四日，榮相奉召入都，臨行相約，誓死以保全皇上。予曰：「趙盾弒其君，並非趙盾。中堂世篤忠貞，現居要津，而皇上萬一不安，天下後世，其謂中堂何？我亦世受國恩，倘上有不安，惟有以死報之。」榮相曰：「此在我與慶邸，決不至累及上位，勿慮也。良以慈聖祖母也，皇上父親也，處祖母父親之間，為子孫者，惟有出死力以調和，至倫常之變，非子孫所忍言，也非子孫所敢聞。」謹述大略，五衷如焚，時在八月十四日記于天津督署。

　　此一日記，論者皆以為不實。如劉鳳翰即謂之為「除了承認自己告密外，幾乎全是謊言，並且漏洞百出」。因而相信「榮祿於當天下午五點即已去京」，以為袁所記「晚間」及「次早」與榮祿的談話，「當然全是虛構」。且同意「張謇傳記」作者，與張一麐頗有交情的劉厚生的看法，這段日記經過張一麐的筆削，因為「袁世凱自己的手筆，尚沒有如此通順」。

　　劉鳳翰的推論，皆有根據；不過虛構是一回事，榮祿八月初五並未進京，又是一回事。袁的日記中，私室晤談，竟作何語，並無見證；但記行蹤，則不可能虛構，因為道份日記在宣統元年即由南通翰墨林印行，稱為 《戊戌日記》；南通因張謇之故，冠蓋不絕，《戊戌日記》流傳不會不廣，其時去戊戌不過十年，姑不言各人記憶，或身經其事者，出而證明虛實，即「國聞報」、「申報」等記要人行蹤，亦可覆按。如查出榮祿於八月初五日便已進京，則所言皆虛，袁世凱不能不慮及於此。且記榮祿入京的日期，相當明確，「越四日」即八月初十；而八月十一日，即有一連串重要的上諭，如：

　　一、榮祿保獎袁世凱。
　　二、步軍統領崇禮，奏報緝捕人犯的經過，奉旨派軍機，會同刑部、都察院嚴行審訊，並宣示概不深究株連。
　　三、為翁同龢所不滿而退出總署的徐用儀，複回總署。
　　四、原裁各衙門悉仍其舊。

　　這都是榮祿到京，謁見慈禧以後所作的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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