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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夢成空


  情況的劇變,發生在七月最後一天,是日日記,翁同龢完全刪去,只書三字:「發京電」。現在還不能確知發生了何事?但必與七月十九、二十兩日以後的朝局有關。

  德宗的變法開始時是漸進的,但守舊之臣,頑固如故,積忿而激成極端,則在禮部主事王照上條陳,堂官不為代奏一案,七月十九日吏部議奏,禮部尚書懷塔布、許應騤等,照應奏不奏例,降三級調用;奉上諭「均著即行革職」,有「豈以朕之諭旨為不足遵耶?」是故禮部全堂革職,乃 乾綱獨振的立威。德宗如果有高宗那樣的手腕,由此開始,一步一步加強,威信可望逐漸建立,但次日即有授楊銳、劉光第、林旭、譚嗣同等四人四品卿銜,在軍機上行走,參預新政事宜之旨,以致「立威」之舉變成除舊佈新,似乎懷塔布等人,懲非其罪,並非因違旨而獲嚴譴,只是因為他們是守舊派而適逢其會而已。如是,則舊派人人自危,聯結益固,且得振振有詞地媒蘖於慈禧之前。梁啟超「戊戌政變記」卷三雲:

  禮部主事王照上書……皇上初行賞罰之事,此詔一下,維新者無不稱快,守舊者初而震恐,繼而切齒,於是懷塔布、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,環跪於西後前痛哭,而愬皇上之無道。又相率往天津,就謀于榮祿,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。

  于此可知「初而震恐」則「立威」已見效果。徜或德宗自己見得到,或軍機大臣得力,則必於上諭中聲明,此系懷塔布等自取之咎,中外臣工但能恪遵旨意,實心奉職,無須疑懼,強調此為個案,則守舊之臣又何能集結環跪於慈禧之前?此在雍正、乾隆兩朝,行大誅罰,必有此安定人心的表示。而此一上諭,不特未設想到此,且敘明賞王照三品頂戴的原因,竟用「不畏強禦、勇猛可嘉」之語,是則皇帝先就視守舊之臣為待剿之匪了。至於何以有此上諭,非「木訥令兄」有意煽動,即王文韶等輩無能,兩者必居一。甚至王文韶有意迎合剛毅,亦未可知。

  梁啟超「戍戌政變記」卷一,有「岑春煊(誤作暄)以上裁官折由未補缺之四品卿特簡布政使」一語,所記僅得真相之半;岑春煊實已補缺,而所上裁官折之妙,即在以退為進,非自請裁撤以證明其為可有可無的冗員,不足以動天聽。至岑春煊本人則諱言其事,所著 《樂齋漫筆》,不著一字,但雲「戊戌四月,陛辭赴粵」,亦為不實之言,《東華錄》明載其簡放粵藩在七月十五日,何得四月間「陛辭」?

  凡此導致人心不安的過當之舉,皆發生于翁同龢自蘇州經上海至南昌途中,在此期間,翁斌孫一直在京觀變,並未致書其叔;翁同龢對京中情形,亦相當隔膜。自四月二十日四京卿參預新政後,「明發」皆用電報,但亦未能發現政局變化之跡;細參各家記述,保守派的反擊行動,起於七月廿二日,命李鴻章、敬信退出總理衙門。

  李鴻章雖為首輔,但以翰林出身,而一生從未有過考差,所以不獨不能派充翰林院掌院,且凡所有屬於主持修史撰文的差使,亦皆無分,在內閣完全只有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空銜;唯一的差使即為總理大臣,亦即唯一的據點在總理衙門。撤去此差,已同閑廢,但於情難堪,猶在其次;嚴重的是,翁同龢即將複起,極可能仍派在總署行走,而張蔭桓亦必將仍與翁同龢合作,如此則中俄交涉,可能翻案,李鴻章引狼入室,複又為虎作倀的種種卑劣行徑,全盤暴露,將有不測之禍。

  於是李鴻章又發動他專用的「打手」了,此人即是李伯行的兒女親家,嚴參文廷式的楊崇伊。葉昌熾《緣督廬日記》八月初九日記:

  聞首發難者,仍系敝同鄉楊侍禦也。此君沉深陰鷙,聖門諸賢嘐嘐然志大而才疏,本非其敵。

  又初十日記:

  午後赴省館應紺宇之紹,見鳳石、范卿、淮海昆仲、蔚若,各證所聞,知莘伯發難,無疑義,並聞先商之王、廖兩樞臣,皆不敢發,複赴津與榮中堂定策,其折由慶邸遞入,系請皇太后訓政,並劾新進諸君,植黨營私,莠言亂政也。

  德宗的變法,與宋神宗的變法相較,方向正確得多,且宋神宗的變法,保守派無不反對,德宗的變法,保守派在理論上亦有不能反對者,但兩者皆失敗於執行不善則一。所不同的是,神宗有王安石,而德宗只有王文韶與剛毅,此兩人皆有故意操之過急,鹵莽割裂之嫌。

  在此以前,引起保守派極大恐懼的一事,厥為裁撤冗閑衙門,七月十四日發佈的上諭,內容共五條:

  一、詹事府無事可辦,通政司、光祿寺、太僕寺、大理寺等衙門半屬有名無實,均即歸併內閣及禮、兵、刑等部辦事,原衙門裁撤。
  二、督撫同城之湖北、廣東、雲南三省巡撫及只管一部分河工之東河總督裁撤。
  三、各省不辦運糧之糧道,及無鹽場之鹽道裁撤。
  四、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冗員,命即詳議趕辦。
  五、各省辦公局所,無非位置冗員,各省應即一律裁撤淨盡。

  此事關乎不少人的生計,應有妥善辦法,逐步進行,而軍機惟以一紙上諭了之,殊非辦事之道,而徒為君上賈怨。相傳此議起于岑春煊,此人為漢光武「雲台二十八宿」之一,舞陰侯岑彭的後裔,原籍浙江余姚,北宋年間有岑仲淑者,從狄青西征,因落箱于廣西西林,成了土司,乾隆朝改土歸流,又變為土官,其父岑毓英,曾官雲貴總督。岑春煊先納貲為郎,後中舉人,久任部曹;丁憂起複後,任鴻臚寺正卿。其時新政如火如荼,廣開言路,各部上條陳者,日以百計;岑春煊向來好事,謀之其門客張鳴岐,上一條陳,裁撤各冗閑衙門,且身為之倡,請撤其職,德宗大喜,即交軍機擬上諭,一體遵行。岑春煊則大蒙賞識,簡放廣東藩司。

  岑春煊之得派此缺,因召見時力陳廣東政風不良;而粵督譚鐘麟為反對新政最力者;督撫同城的廣東巡撫既裁,譚鐘麟的權柄益重,德宗以岑春煊年輕力壯,敢言且勇於任事,既為新政之擁護者,則派為廣東藩司,足以箝制譚鐘麟,新政失敗,體制復舊,岑春煊以廣東藩司調甘肅臬司,乃由至美之地調至瘠之缺,不意複有庚子救駕一事,受慈禧特達之知,晚清宦途經曆之奇,莫過此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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