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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山再起(1)

　　於是翁同龢日記中，突如其來的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　　七月十五日：檢行李粗畢，客來皆未見。

　　七月十六日：卯正二登舟開行……（至蘇州）船中鬱悶，寄常信，又寄京信，作七絕三首。初更飲茶市樓，歸船即臥，聞呼聲，乃葉茂如專人送言信來，甚訝，觀之乃斌托其轉遞者也 （十一號，初六發），平安。

　　七月十七日：五更起，秉燭作覆葉信，添寫京信五紙，交郵政。得鹿卿函，遞來妾陸函……酉初三刻，大東公司輪船開行，拖帶六船，餘船第二，在洋關停一刻，未查。五更月上，靜思三十七年前灤陽事，不禁魂斷。

　　至上海為候船轉往江西，至其侄江西藩司翁曾桂署中。觀此三天日記，可指出者如下：

　　一、江西之行，非倉卒所定，而此行目的為何，並無記載，故忽來檢點行李句，頗為突兀。

　　二、「斌」即斌孫，所寄函須托人轉遞，則以翁同龢居城居鄉，行蹤不定，恐有貽誤，故托至親收轉，可靠而快捷。

　　三、翁出京後，為時兩月，翁斌孫所寄之信，已有「十一號」之多。而翁同龢覆信至「五紙」之多，可知所談之事複雜而重要，不複雜不必費五紙；不重要不必煩老人。

　　四、所謂「靜思三十七年前灤陽事」，極明白，光緒二十四年，再減同治十三年，正為文宗在熱河崩逝之年；細思辛酉政變以來，三十七年的家門盛衰，宦海風波，自不免有無窮的感慨，但於此夕「靜思」，自非無因。

　　最可注意的是，十六日「作七絕三首」，檢詩集卷六，只存「將之江右視筱珊侄」一首，此首之前為「戊戌六月廿有七日苦熱」題「殘本乙瑛碑」七絕兩首；此首之後為「戊戌八月十九日阻風彭蠡」七絕三首，詩題中不但標明月日，而且特書戊戌，大違常例，可知有意為之，其作用在明確示人，自六月廿七日至八月十九日之間，只作詩一首。然則十六日在蘇州作「作七絕三首」，已刪其二。

　　事實上所刪者，不止此兩首。七月初九日「和（趙）次公與郋亭（汪鳴鑾）唱酬之作」，及十一日「作詩三首與次公」亦皆不存。至於「將之江右視筱珊侄」一首，則在刻集時已經改過；改作如下：

　　海程行過複江城，無限蒼涼北望情，傳語蛟龍莫作劇，老夫慣聽怒禱聲。

　　詩意中有恐懼不測之禍之意。此為解釋何以甫自京師歸裡，忽又不顧「秋老虎」正肆虐之時，而有江右之行？為的是新政詔諭迭下，自知所草「定國是詔」，竟爾誤國，恐朝廷逮問，故至翁曾桂署中待罪。

　　由此足以反證，原詩三首，及和趙次公與汪鳴鑾唱酬之作，以及與趙次公詩三首，必為抒「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闕」之情。

　　於此可作進一步探討，第一翁同龢準備入都之議，起於何時；第二、入都之後，可作何事；第三、德宗是否渴望翁同龢？這三個問題中，後面兩個是相關的，先談入都之議之起。

　　檢日記七月初十「得京信兩函」，為六月廿六與七月初一日所發。準備入都，即定於是日，於是次日遍謁祖塋；凡翁同龢有遠行，皆有祭祖辭行的舉動。又次日「致奎樂峰制軍函」，下注「平糶緩歸款」；奎樂峰即江蘇巡撫奎俊，其時已擢為川督，尚未離任，故稱之為「制軍」，小注則為後來的掩飾，事實上是告以將赴蘇轉往江西，又次日乃有「檢行李粗畢」語。

　　排比上述行程緊湊異常，頗有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」的模樣，事實上當亦是如此，後來日記中有極堪玩味的透露。目前不妨設一假定，即翁斌孫于六月廿六、七月初一所發，於七月十一日同時到達的兩「京信」，當是馳告這樣一個資訊：德宗命廖壽豐傳旨：翁同龢可即預備進京，候旨啟程。至於至江西待命，則可能是翁斌孫與廖壽豐、孫家鼐商定的辦法，因為照翁同龢的情況，如有旨複起，必命地方官轉知，倘有密令，容易外泄，在翁曾桂署中，則電報已通至九江，傳遞迅速，且易保密。

　　翁同龢於四月廿七日所獲的處分為「開缺回籍」，乃暫時解除職務，與後來奉旨「革職，永不敘用」的嚴譴，大不相同，不必任何理由即可複召。而德宗所擬位置翁同龢者，當是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。翁自光緒七年正月起，奉派管理國子監事務，以迄開缺為止。以此一經歷來管理京師大學堂，實為「棄瑕錄用」最適當的職務。當然，初步是不可能恢復原職的，因為協辦大學士已經補了孫家鼐；照清朝的規制，類此情況，當是先補內閣學士，然後再作進一步的安排。

　　至於翁斌孫七月初六所發第十一號信，托由葉茂如代轉者，因為估計翁同龢可能已經啟程，而葉茂如必知行蹤，托他轉遞，比較確實。而此信之為催促上路，亦殊顯然，問題是京師大學堂籌備事務，正由孫家鼐在主持，情勢上並不迫切，則催促上路，必然另有原因。

　　依各種情況判斷，「十一號」函，當與七月初八的一道上諭有關：

　　整軍經武，為國家自強要圖，現當參用西法訓練，各軍尤宜及時校閱，以振戎行。現擇於九月初五日，朕奉慈禧皇太后慈輿，由西苑啟鑾，詣南苑舊宮駐蹕，初六日由舊宮詣新宮駐蹕，初七日由新宮詣團河駐蹕，初九日閱視御前大臣等馬步箭，除奕劻、晉祺毋庸預備外，其御前幹清門行走侍衛等，或步射、或馬射，著先期自行報明，以備屆時閱看。初十日閱視神機營全隊操演，十一日閱視武勝新隊操演。十五日自團河啟變禦輪車，由鐵路詣天津行宮駐蹕，廿五日回鑾，其天津應行預備各項操演，著俟駐蹕南苑時聽候詣旨。

　　以後的連天巨浪，都由這道上諭所激起。論者以為「在此次政變過程中，新舊兩黨都先後準備使用軍隊，以達成奪權的政治目的。」這話不但有悖史實，且不公平。此時尚無擢用「四京卿」之事，所謂「新黨」如指康梁而言，從何去「使用軍隊」；如新黨指四京卿，則運動袁世凱乃被迫行險，如踢足球之以攻擊為防衛，倘無此上諭，譚嗣同等人決不會異想天開發動武裝政變。

　　因而可以斷定，奉太后閱兵之論，決非德宗之意。因為第一：正在全力行新政之際，吏治尚未澄清，何暇整軍經武？第二，德宗即欲閱兵，亦一定要看袁世凱在小站用西法所練的兵，神機營及八旗王公侍衛，腰帶上掛煙槍下操場的情況，莫非德宗沒有見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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