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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之洞(2)

這樣，翁同龢與張之洞都不能無動於衷，一個不願放棄有所匡救的機會；一個認為抒展抱負，得以大用的時機已至。當然，他們在產生這樣的意念之前，還有個別的考慮。先談張之洞的考慮： 　　一、同治二年殿試前二本，兩宮太后頗有主張，翁同龢之侄翁曾源掄元，乃因詔逮翁同書系獄，翁心存受此刺激而去世，故以狀元畀曾源，以慰老臣於泉下。張之洞策論卷書寫不如式，兩宮不以為違犯功令，得點探花。慈禧對張之洞一向優容，亦為事實；有此背景，正宜利用。 　　二、朝中當權者榮祿，以李鴻藻的關係，早有淵源；榮祿任西安將軍時，張之洞姊丈鹿傳霖為陝西巡撫，彼此深相結納，此又是對張之洞至為有利的條件。 　　三、德宗對興學一事，幾乎完全採納張之洞的意見，是則入朝後，君臣必能相得。 　　此外，張之洞還有一個心願，想調和宮廷間母子的感情，後來作詩有「課停頭白範純仁」之語，以宋朝宣仁太后及哲宗視慈禧母子，而此非入朝不可。 　　因此，湖北巡撫于八月初七日電奏保薦；略雲： 　　變法事體重大，必得通識老成重望，更事多而憂患密者，始足參決機要，宏濟艱難。竊見湖廣總督張之洞忠勤識略，久為聖明所洞見，其於中外古今利病得失，講求至為精密，似宜特旨迅召入都，贊助新政。與軍機、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籌，期自強之實效。 　　陳寶箴發此電時，不知朝中政局，已在前一日發生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劇變，自然再無人理會這通電報，對張之洞來說，實為大幸，此為發動於數日以前，德宗必然接納，電召入都之旨一下，則張之洞必然牽涉在內，當然不會與「六君子」同科，但降調或恐不免。 　　至於在翁同龢，罷黜之日，端午節賞照賞，即表示慈禧猶顧念三十年「西席」之情。當他出都後，愈來愈明顯的跡象是，慈禧深恐激進派如康有為，以及其支持者張蔭桓恃翁同龢為護符而得以出頭，只要翁同龢出軍機，剝奪了他的「宰相」的權力，即無足為患。至於「定國是詔」，並非離經叛道，相反地，他的主張且已積極地見諸行動，此即詔書中所強調的設立京師大學堂一事，以及孫家鼐之被重用。 　　翁同龢與孫家鼐的關係，在宮中略如李鴻藻之與翁同龢。孫家鼐之能為帝師，出於翁同龢的援引，翁同龢被逐，所遺協辦一缺，亦由孫遞補。至五月七日，命軍機及總署，迅即議奏京師大學堂事，十五日總署奏上章程，詔派孫家鼐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，並節制各省所設學堂，此即不尋常的舉動。 　　何以言之？學校歸禮部管理，而孫家鼐為吏部尚書；吏部掌人材之進用，而造就人材非其所能問。倘謂京師大學堂性質為變相的翰林院「庶常館」，則掌院學士為徐桐，派他管理大學堂，方於事理為順。固然徐桐及禮部尚書許應騤，皆為守舊派，不宜與聞新政；但此一出自德宗意旨的決定，順利實現，至少可以證明，總署及軍機的「後黨」，既未反對翁同龢的主張，亦未反對可視之為翁同龢的替手的孫家鼐。 　　翁同龢及其晚輩的判斷是，德宗始終是心向師傅的，四月廿七日之事，因在慈禧堅決而激烈的態度之下，倘或全力維護，勢必激起更為嚴重的局面，暫且容忍，俟機轉圜，為德宗唯一可採取的對策。德宗既有彌補咎歉之心，複又想到「師傅」在位時，不論德宗的意旨如何不贊成，但最後終必接受要求；則相形之下，德宗既有甚麼事都「辦不到」的苦悶，自必更會想到師傅。 　　不過，德宗要顧慮的是兩個人，一為慈禧；二為榮祿。慈禧一向念舊，或者對翁同龢如此下場，亦覺不忍，即無此心，亦決不會如當年對恭王那樣深惡痛絕，如果德宗請複起翁同龢，只命他辦事，不賦予權力，必能得慈禧的同意。 　　至於榮祿，或許德宗沒有考慮到，但翁氏家人一定要估量他是否會成為翁同龢複起的絆腳石？但從榮祿兩次厚贐，又示意袁世凱來結納這些情況來看，榮祿必已感覺得手段太狠，應有所彌補，因為即不論感情，以翁同龢三十年顯宦，迭掌文衡，亦可說門生故舊遍天下，有其不可輕侮者在。因此，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這句諺語，在榮祿此時，必是常常盤桓在胸中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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