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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

其時京裡實行新政，新舊相爭，如火如荼，第一個大爭端是廢八股、設學堂，梁啟超「戊戌政變記」卷三「政變前記」雲： 　　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，舉國守舊迂謬之人，失其安身立命之業，自是日夜相聚，陰謀與新政為敵之術矣。禮部者，科舉學校之總匯也，禮部尚書許應騤，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，於是禦史宋伯魯、楊深秀劾之，許應騤乃轉劾康有為，皇上兩不問。 　　德宗之兩不問者，因為一問必是康有為吃虧。至七月間，禮部主事王照上書，請德宗遊歷外國；定例，部曹上書，應請堂官代奏，許應騤這一關通不過，即不能上達天聽。其時親貴中亦有同情德宗的，如肅王善耆即是；王照與肅王很熟，經此一條途徑，德宗始悉其事，大為震怒，將禮部尚書懷塔布、許應騤，及滿漢侍郎四人，「六堂全革」，賞王照四品京堂。據梁啟超雲： 　　皇上初行賞罰之事，此詔一下，維新者無不稱快。守舊者初則震恐，繼而切齒，於是懷塔布、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，環跪於西後前痛哭而愬皇上之無道。又相率往天津就謀于榮祿，而廢立之議，即定於此時矣。 　　另一方面德宗索性放手大幹，兩宮各趨極端。梁啟超又記： 　　皇上至是時，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，有不顧利害，誓死以殉社稷之意，於是益放手辦事，乃特擢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、譚嗣同四人，參預新政。參預新政者，猶唐之參知政事，實宰相之任也。命下之日，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，用黃匣親緘之，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，無得瞻顧也。自是凡有章奏，皆經四人閱覽；凡有上諭，皆由四人擬稿，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。 　　楊銳等四人，皆賞四品京堂充軍機章京，而特開懋勤殿為治事之所，與軍機處了不相干。此四人即所謂「四京卿」，經歷如下： 　　楊銳，字叔嶠，四川綿竹人。為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所拔識，執贄稱弟子。光緒十五年以舉人充內閣中書，為張之洞在京的「坐探」。楊銳好談時務，與康有為過從甚密，除了是「保國會」的中堅分子以外，又自創「蜀學會」於四川會館。 　　但楊銳之參預新政，實際上為張之洞所策動，張之洞的功名心最熱，又最好趕時髦，不論有任何眾所矚目的問題出現，無不有他大發議論。德宗推行新政，他大部分是贊成的，不過他對宮掖的動態，亦頗留心，不敢過分急進，因而特囑湖南巡撫陳寶箴舉薦其得意門生楊銳。倘或「四京卿」真有所成，德宗的抱負能夠實現，張之洞不入政府亦會移督兩江。 　　林旭字暾谷，福州人，沈葆楨的孫婿，富文采，亦以舉人而官內閣中書，從康有為遊。以詹事府少詹王錫蕃之薦，特旨召見，林旭鄉音甚重，德宗聽聞不真，命具折陳奏。折上，內多述康有為之說，因而得預於「四京卿」之列。新政上諭，多出林旭手筆。 　　當譚嗣同密謀結納袁世凱時，林旭因曾有極短的時間為榮祿北洋幕府，對「武衛軍」的大將頗有所知，特賦一絕示譚嗣同：「願為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輕言」；意謂謀諸袁世凱，不如結交董福祥。 　　劉光第字裴村，四川人，亦由陳寶箴之薦而被四品卿之命，可知亦為張之洞督學四川所拔之士，劉光第成進士，用為刑部主事。甲午以丁憂去官，複起入京，加入「保國會」，但與康有為並無往來。 　　「四京卿」在懋勤殿，亦如軍機處之例，章京分為兩班。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班，一見如故，大為契合。被逮系獄，一日提訊由「鎮撫司」西門而出，劉光第知無生理，刑部故事，處決則出西門，果然。 　　譚嗣同，字複生，號壯飛，湖南瀏陽人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。自幼喪母，為庶母所虐待，因而養成了近乎偏激的性格。 　　譚嗣同弱冠曾入新疆巡撫劉錦棠幕，未幾辭去，浪跡江湖凡十年之久，亦儒亦俠，別具一格，好作詩，奇橫無比。據魯迅記述，當時青年學其詩者甚多，號為「瀏陽體」。 　　譚嗣同是湖南人；楊銳、劉光第由湖北巡撫譚繼洵所保；而當時各省以自強為目的而組織的「學會」，以「南學會」為最激進，是故戊戌政變與湖南的關係最密切，譚嗣同之成為戊戌政變的主角，固無怪其然。但有一個事實，不可忽略，湖南在湖廣總督管轄監督之下。 　　戊戌政變發作於八月初四日，在此以前，上溯至頒佈「定國是詔」之時，為期約一百天，稱之為「百日維新」，而百日維新有個主角，每為後世史家所忽略，是即湖廣總督張之洞。 　　因此光緒二十四年，德宗由獲得慈禧的「充分」歸政，至慈禧的第三次正式臨朝，應分為兩個階段：「百日維新」、「戊戌政變」，亦可合稱「維新與政變」。歸納此一時期的種種情況，探索其根源，或者可以這樣說，「維新與政變」於湖廣的關係，最為密切；湖廣則以張之洞與譚嗣同所發生的作用最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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