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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怨說榮張

　　翁同龢被黜後，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個人的動態與反應。一是榮祿，一是張蔭桓。先談後者：

　　翁同龢日記：

　　五月初三日：樵野來，盛伯義來，同坐，談至亥初。

　　五月初八日：樵野來，告初雲與軍機同見，上以胡孚宸參折示之，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，與余平分，蒙諭竭力當差。又雲：是口軍機見東朝起，極嚴，以為當辦，廖公力求始罷。又雲：先傳英年將張某圍拿，既而無事，皆初六日事也，余漫漫應之而已。

　　觀初八日所記，話不投機的情狀如見，事實上初五、初六兩日之事，翁同龢自有所聞，初六日記：「來問行期者紛紛，以書告胡雲楣（橘芬，蘆漢路總辦，其時天津至永定門外馬家堡一段已通 ）不能即行之故」，就因為有胡孚宸的參折，尚未發落，須俟後命。是則張蔭桓于理於情，不能不作一番解釋，但以心虛之故，言語支離，大失常態。至查抄之事，據張蔭桓向「驛舍探幽錄」作者王慶保、賈景自述，大致如此：

　　五月初五日，慈禧先密召內務府大臣英年，令其傳知步軍統領崇禮，說「張蔭桓有查辦事件，著其預備，」因而外間傳出風聲，說張蔭桓將被抄家。

　　其後，慈禧在頤和園召見慶王、廖壽恒、剛毅，說近日張蔭桓頗為擅專，參奏者甚多，問諸有所見聞否？廖壽恒回奏：「總理衙門所稱能辦事者，惟張蔭桓一人，實亦非他不可。」

　　慈禧大怒責問：「如你所說，張蔭桓死了怎麼辦？」諸臣見太后盛怒，惟有碰頭而已。少頃，慈禧又言：「我亦知道張蔭桓頗能辦事：我要問的是，究竟有沒有擅專的形跡？」廖壽恒便說：「張蔭桓在總理衙門辦事，有與同官商議者，亦有一人專主者，因為他所識洋人很多，交涉密議，行蹤詭密，旁人不得而知。」

　　於是慈禧向德宗交代：「張蔭桓遇事擅專，皇帝明天叫起，可嚴加申飭，讓他知道警戒。」

　　當天下午，廖壽恒因事訪張，談到當日上午召見的情形，表示很替他耽心。於是張蔭桓問：「剛子良曾代我說話否？」廖壽恒答說：「他亦很說了些話。」事實上剛毅並未開口，廖壽恒一上來便碰了大釘子，連慶王都不說話，他自然更不敢開口，張蔭桓因而意甚不平。

　　第二天張蔭桓至軍機處，慶王告訴他：「昨日之事甚險。」並將參張蔭桓擅專、營私各折相示，看「謗書盈篋」，張蔭桓如此表示：「萬一聖怒難回，惟有請皇上罷斥查辦；再上折申辯。」

　　叫起時，同見者五人，慶王、廖壽恒、剛毅，以及初入軍機的王文韶。

　　張蔭桓自敘雲：

　　時王文韶初入軍機，班在第四，連餘五人同入。當聞太監傳語：「張大人墊子在南邊。」餘跪聆皇上諭雲：「奏參各折，爾看見否？」餘奏對雲：「臣已看過，臣在總理衙門，某事系與某人商識，某事系同某人會辦，均可查考。惟某條約系臣一人專主，然亦眾所共知，並未專擅。」皇上因向廖壽恒雲：「爾昨日對太后所言，今日何不陳說？」廖壽恒奏對雲：「昨日太后詢問臣等，對以張蔭桓在衙門辦事，有與同官商議者，亦有一人專主者，系屬實在，臣不敢欺。」皇上又問剛毅等：「爾有何言？」剛毅等惟只碰頭，皇上略諭慶邸雲：「傳知張蔭桓，不必憂慮著急，仍令好好辦事。」剛毅因接口傳諭雲：「有恩旨，令張蔭桓改過自新改過自新。」余聞之愈覺憤懣，意謂本自無過，何雲自新？故當時並未碰頭謝恩。

　　如上所述，可以推斷，張蔭桓由滙豐借款中所得「好處」，必曾分潤慶王，故一力護持。由其問廖壽恒：「剛子良曾代我說話否？」則剛毅亦曾利益均沾。故以後剛毅當面偽傳聖旨，張蔭桓「愈贊憤懣」。其實此正剛毅暗中相助，因為其時慈禧既已密令崇禮，預備查抄張家；且張蔭桓是日見起後至戶部，至總署，皆有人以此事相詢，可以推知，慈禧因已承諾大權由帝自主，故雖有此意，而必俟德宗召見後有譴責之語，方可繼以行動。不意德宗竟降溫諭，如為慈禧所知，必大不悅，則張蔭桓禍仍不免。剛毅故意「接口傳諭」云云，是打算著必有人口奏慈禧：「皇上未辦張蔭桓，不過已令其改過自新。」則慈禧不致過怒，張蔭桓亦可苟安。

　　關於滙豐借款事，張蔭桓有詳細敘述，其中又牽涉到盛宣懷「買空賣空」為張蔭桓拆穿一節，可知張蔭桓之被參，實為眾矢所集。據張言，為償日本第二批款，原已由李鴻章「向俄使訂密約，許借二千余萬」。張以為「二千余萬隻敷目前用，若得五千萬，可並三批一次償，既省償息，又可省日軍駐華旅費」。翁同龢深以為然，而李鴻章深以為難。

　　張蔭桓敘述此段情事，殊有不盡不實之處，當時李鴻章之為難，在於英國借款條件極優，俄國須法國財團支持，不可能照英國的條件承貸，因有英俄兩國分借之議；但俄國借款的目的在「索利益」。利益既得，則不必再談借款。此事為李鴻章與張蔭桓的一筆骯髒交易，即張助李達成俄占旅大的目的；而李勸俄勿堅持借款，由張蔭桓與赫德進行英商滙豐銀行借款，俾獲回扣，而英款條件，已與初議大相徑庭，毫無優惠之可言。翁同龢於此竟無一言之詰，是則後來之蒙謗，實咎由自取。

　　至於盛宣懷一段插曲，據張蔭桓自敘如此：

　　斯時又有盛宣懷在上海與洋商立草約雲：可借五千萬，由上海中國官銀行擔保，電致常熟、合肥。二人得電喜甚，謂可有著。我笑謂曰：「此必無之事也。盛所開之官銀行，成本只數百萬，尚不敷借款數年息，何能擔保五千萬鉅款？」同人竟不深信，後果子虛烏有。

　　所謂「中國官銀行」系王慶保等誤記。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三年在上海所開辦者，為「中國通商銀行」，為國人自創銀行之鼻祖，資本五百萬兩，實收半數，以二百五十萬兩的資本，且為新創銀行，信用尚未建立，何能擔保五千萬的借款？盛宣懷的手法是，希望取得戶部的授權，然後在上海組織中外銀團聯貸，完全是買空賣空的手法。

　　張蔭桓又言：

　　時又有各國圖利商人，紛紛向合肥等處承攬，均無實際，而期限更迫，同人又請我向日使議緩期。日使初許電商政府，後因借款無著，頓反前言，事更急；我不得已，始創債總稅務司赫德籌商款，以應急需。議定，以鹽、貨各厘 （稅）作抵，當將戶部暨總署各案，查交赫稅務司收執。此事雖我一人主持，然在危急，他人無策，我不能再不出頭，乃事後謗興，鹹謂我專擅營私。我何辯哉？

　　此雖是張蔭桓片面之詞，但足證翁同龢的清白。

　　至於榮祿對翁同龢的態度，是可想而知的，一定會在私人交情上有所表現。翁同龢五月初二日記：

　　榮仲華遣人致書，厚贐卻之。

　　至五月初四日，終於接受了：

　　榮仲華又專使來贐，受之。答書。

　　「致書」與「答書」皆為虛情假意，可想而知，翁同龢自南歸後，與榮祿不通音問，等於絕交。二十六年七月廿一日記：

　　見初四日許景澄、袁昶正法之諭，謂其語多離間，有不忍言者。又報傳洋兵撲楊村、榮祿陣亡，十四日事，未知確否。胸中埂塞，竟夕不寐。

　　此為許聚澄、袁昶，而非關懷榮祿。故知誤傳後，並無任何海外東坡之謠的記載。榮祿歿於二十九年三月十四，翁同龢十六日閱報始知，其日記雲：

　　報導榮仲華於十四辰刻長逝，為之於邑，吾故人也！原壤登木，醒人不絕，其平生可不論矣。

　　禮記「檀弓」下：「孔子之故人曰原壤，其母死，夫人助之沐槨；原壤登木（而歌）曰：『久矣，予之不托於音也。』」翁同龢僅責榮祿無禮，自是恕道，但曾結金蘭之契，而于榮身後無一詩一聯之唁，積怨之深，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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