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達書庫　>　高陽　>　翁同龢傳　|　上頁　下頁
「喜極」之後

　　四月二十五日另用小字記徐致靖封奏：保康有為、張元濟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梁啟超。此一奏摺為翁同龢被逐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。今發其覆，須先引康有為自敘，其自編年譜雲：

　　（四月）二十五日忽為徐學士薦備顧問，奉旨茲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；二十七日詣頤和園，宿戶部公所。

　　二十八日早入朝房，遇榮祿謝恩，同對，與談變法事。榮入對，即面劾吾辯言亂政矣。吾入對……

　　照此記載，是個別召見，即所謂「獨對」；康有為謂「同對」，乃新進之士不諳朝廷體制，因而誤書。據康自記，獨對逾十刻之久。退出後，遇李鴻章因蒙賞寶星謝恩，與軍機同起，將其見聞告康有為。康自記雲：

　　李合肥……對我嘆惜，謂榮祿既在上面前劾我，又告剛毅，上欲賞官勿予，當予微差以抑之。上問樞臣以位置吾時，廖仲山（壽恒）將欲言賞五品鄉，而剛毅班在前，請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。蓋欲以屈辱我也。

　　此記可信。凡特旨召見而奏對稱旨，欲用其人而一時無適當之缺可補者，皆視其原來的品秩身分，賞之五品「京堂」。康有為原為工部主事，應賞五品京官。至於總理衙門章京，與軍機章京相同，皆為「司官級」的「差使」，此所以康有為謂為「欲屈辱我」。

　　翁同龢之所以必須在召見康有為的前一天被逐，就是為了不使康有為得重用。廿八日如翁同龢仍在，則為軍機處實際上的領袖，軍機處規制，雖每天同班晉見，雁行斜跪，但奏對時，只有領班一人發言，偶然的情況是，皇帝指名垂詢，或領班指名答奏，至於越次陳述，向所不許。如四月廿八日翁同龢仍在，康有為必得五品卿；這也就是慈禧必須在前一日逐去翁同龢，讓剛毅在榮祿指揮之下，對德宗發生阻攔作用的一個關鍵性因素。

　　四月廿七日是翁同龢的生日。其時久旱，而是日「醜初微雨、既而潺潺」，因喜而不寐，在他只以為天象下應人事，有昭蘇之望，那知全不是這回事。

　　那知「喜而不寐」以後，竟是軍機叫起時，為「中官止而勿入」。接著便有一道上諭：

　　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，近來辦事都未允洽，以致眾情不服，屢經有人參奏，且每于召對時，諮詢之事，任意可否，喜怒無常，詞色漸露，實屬狂妄任性，斷難勝樞機之任。本應查明究辦，予以重懲；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，不加嚴譴，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，以示保全，特諭。

　　這道上諭是德宗召見軍機以前即寫就的朱諭，因而可以斷定前一天下午，或當日清晨，慈禧、德宗母子之間，有一場嚴重的「談判」。慈禧的條件是：如仍欲用翁同龢，將恢復訓政，亦即是取消歸政的諾言；否則罷黜翁同龢，且為防備尾大不掉起見，太后須保有用大臣的監督權。

　　兩者擇一，德宗挑取了後者。問題是慈禧用甚麼理由來說服德宗作此選擇？且看朱諭中所透露的消息。

　　第一、所謂「每于召對時，諮詢之事，任意可否，喜怒無常」，確有實證；但「詞色漸露」則多少是誣罔之詞。慈禧必引張居正之于明神宗的情況為言；而且推想有「有我聽政，翁某伎倆不能出我手掌；現既歸政，我無從控制，不能放心」之類的話。

　　第二、如謂「詞色漸露，實屬狂妄任性」，則為主觀的判斷，抽象事物，如何「查明究辦」？既雲「查明究辦」，且須「予以重懲」，則必有具體的重大罪行；因而又可判斷，慈禧必提出翁同龢受賄一事，縱無確實證據，但既有人參奏，自應查辦，只要有此一道「查明」的上諭，翁同龢即不能不出軍機，且戶部尚書一職，亦不能不先解決，以防其湮沒證據。這樣處置，對翁同龢的傷害，非「開缺回籍」可比；德宗雖能信任翁同龢不致成張居正第二，但難保翁同龢的家屬或閘下無代為受賄之事，更難防榮祿及「眾情不服」的人，設計陷害翁同龢。所謂「以示保全」實在也是良心話。

　　同時又有兩道朱諭，及一道軍機處的廷寄：命直隸總督王文韶迅即來京陛見，以榮祿暫置直督。

　　兩道朱諭，一道是五品以上官員升級，二品以上中外大員補缺，均應具表向太后謝恩，既須謝恩，便可召見，此為監督用人之一法。

　　另一道是命宗人府毋庸保薦近支王、貝勒出洋遊歷。這是糾正德宗西化的傾向。

　　旦夕之間，榮枯頓異，翁同龢真有黃粱一夢之感。是日日記：

　　起下，中官傳翁某勿入，同人入，餘獨坐看雨，檢點官事五匣，交蘇拉英海。

　　此已自知必被黜，所以將經手未了事項，裝匣交蘇拉。進退不失大臣之體，畢竟讀書人。續記：

　　一時許，同人退，恭讀朱諭……臣感激涕零，自省罪狀如此，而聖恩于全，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也。隨即趨出至公所小憇，同人退甚遲，除授亦甚夥也。章京李玉坡、王嘉禾來，玉坡代撰謝折，餘改數語，交南屋蘇拉遞。剛、錢、廖三公皆來，餘衣冠詣之處辭行。張樵野來。晚與三公痛談，明日須磕頭，姑留一宿。城中有信來往。

　　有剛毅在座，而猶痛談，此老殊不曉事。但當時利害衝突，恩怨糾結，孰痛孰快，本亦難明。八十餘年後作一回顧，則脈絡因果，成敗得失，歷歷分明，可為析述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由甲午至戊戌，五年之間，凡滿清開國兩百餘年的積弊，盡皆暴露。非經一番大滌蕩，不能振衰起敝，此為德宗、翁同龢、張蔭桓一致的感想。

　　二、但翁、張的方法、步驟上，大不相同。翁主緩進，且不以西化為然；而張蔭桓則主激進，且必陳說東西洋各國君主，如何勵精圖治，但得大權在握，放手辦去，早則三、五年，遲亦不過十載，必能見效。此說足以歆動德宗。康有為必是張蔭桓所薦，只是張蔭桓勸德宗變法，由於 一本身非正途出身，資望不孚；二翁同龢以帝師而掌樞，倘不得其同意，不能成一事，所以非力勸德宗施以曆力，與之同流不可。

　　三、慈禧對翁同龢惡感不深；內務府及中官則以翁在內廷多年，總有情分，不致於必欲去之而後快。但有張蔭桓在內，情況就不同了。

　　四、張蔭桓跟以李蓮英為首的「宦官集團」，關係一直不好，及至招待亨利親王改用西餐，且由其家廚入宮承辦國宴，這在「宦官集團」及內務府看來，簡直就是公然造反。因為這一來等於否定了內務府職掌皇家家務的法定權利。他們對張蔭桓的背景、路線摸得很清楚，德宗信用不疑；翁同龢與張雖有不協之象，但張可利用德宗予翁以壓力，來作他的擋箭牌。因此要對付張蔭桓，首先就要去掉他的這塊擋箭牌。加以德宗個人似亦忒嫌急進，慈禧不免亦有疑懼，必須設法阻止德宗西化的傾向，此又以促使張蔭桓自知收斂，勿加慫恿為前提，逐翁師傅實有對張蔭桓警告的作用在內。慈禧畢竟是識人的，張蔭桓是可用之材，尚不忍摒棄。

　　如上分析，可知其時康有為尚不夠資格上煩慈憂，否則慈禎亦必迫使德宗取消翌日召見康有為的上諭，至於翁、張的怨家，是很明白的：

　　翁同龢：榮祿、李鴻章、剛毅。

　　張蔭桓：宦官集團、內務府，以徐桐為首，包括親貴在內的守舊頑固派。

　　張蔭桓的怨家多，但不如榮祿的力量大。榮祿既欲逐翁，而欲逐張者已深知非先逐翁不可。於是翁同龢乃成眾矢之的。

　　當然，最大的關鍵，還在慈禧太后認為翁同龢當政，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；同時德宗的信任亦已大不如前——如果德宗仍然認為翁師傅能輔佐他成為有為之主，情形又不同了。
學達書庫(xuoda.com)
上一頁 回目錄 回首頁 下一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