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達書庫　>　高陽　>　翁同龢傳　|　上頁　下頁

定國是詔

翁同龢所主張的政治改革，是幅度最小的「定國是」。四月廿三日記： 　　是日上奉慈諭，以前日禦史楊深秀、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，良是。今宜專講西學，明白宣示等因，並禦書翰林官應准入學，聖意堅定，臣對：「西法不可不講，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。」退擬旨一道，又飭各省督撫保使才，不論官職大小旨一道。 　　退擬旨一道，即為「定國是詔」。所謂「國是」，即是朝野一致認定的大政方針；翁同龢所草的詔書中，揭示的國是，只是從教育上著手，作根本之圖，頗為平實，而不容于保守派者，因為德宗的企圖，遠超過詔書所示。這是翁同龢生平所作的大文章之一，分段引錄全文如下： 　　數年以來，中外臣工講求時務，多主變法自強，邇者詔書數下，如開特科，裁冗兵，改武科制度，立大小學堂，皆經一再審定，籌之至熟，妥議施行。 　　惟是風氣尚未大開，論說莫衷一是，或狃于老成憂國，以為舊章必應墨守；新法必當擯除，眾喙嘵嘵，空言無補，試問時局如此，國勢如此，若仍以不練之兵，有限之餉，士無實學，工無良師，強弱相形，貧富懸絕，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？ 　　朕惟國是不定，則號令不行，極其流弊，必至門戶紛爭，互相水火，徙蹈宋明積習，于國政毫無裨益，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，五帝三王，不相沿襲，譬之冬裘夏葛，勢不兩存，用特明白宣示，中外大小諸臣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各宜努力向上，發憤為雄，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，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，實力講求，以掃空疏迂謬之弊，專心致志，精益求精，毋徒襲其皮毛，毋競騰其口說，務求化無用為有用，以成通經濟變之才。 　　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，尤應首先舉辦，著軍機大臣，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，會同妥速議奏，所有翰林院編檢，各部院司員，各門侍衛、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，大員子弟，八旗世襲，各武職後裔，其願入學堂者，均准入學肄習，以期人才輩出，共濟時艱，不得敷衍因循，徇私援引，致負朝廷誥誡之至意，將此通諭知之。 　　上引詔書中，最緊要的一句話，只是「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，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，實力講求，以掃空疏迂謬之弊」，無形中宣告了八股文的死刑。相應而興的唯一具體之舉，即為首先舉辦規模龐大的京師大學堂。翁同龢日記中「禦書某某官應准入學」之「某某」，自應是「翰林」二字。 　　這段日記，在翁晚年必有刪改，如國是詔，在前一天即已擬就，張謇自訂年譜明白記載： 　　二十二日，見翁尚書所擬變法論旨。為翁尚書擬大學堂辦法。 　　然則翁同龢何以於廿三日書「退擬旨一道」？此由於慈禧雖已完全歸政，但根據楊深秀、徐致靖所主張的「守舊圖新」的原則而定「國是」，到底是一件至大之事，理當陳明太后；而「國是」如此以定，慈禧亦無反對之理，因於廿三日「奉慈諭」後宣示，翁同龢當然不能明言，未奉慈諭以前，即已定局。 　　于此可知，雖在四月廿二日，慈禧已催促德宗照規制補榮祿為大學士，並升剛毅為協辦，準備接收翁同龢的權力。但慈禧此時，尚未完全決定逐翁；及至由此後三天事態的演變顯示，翁同龢如仍在朝，將被張蔭桓、康有為利用為出頭的工具，因而乃有四月廿七日的劇變。 　　自四月廿四日至廿六日，這三天發生何事？且看翁同龢所記： 　　廿四日：是日見起，上欲于宮內見外使，臣以為不可，頗被詰責。又以張蔭桓被劾，疑臣與彼有隙，欲臣推重力保之，臣據理力陳，不敢阿附也。語特長不悉記。…… 　　散時先傳旨告奕劻，又赴張蔭桓處，商宮內進見事，臣期期知其不可也。 　　廿五日：徐致靖封奏，保康有為、張元濟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梁啟超。……訪樵野，傳旨仍在宮中見洋人，又問寶星。值其赴總署，因詣署與談。 　　廿六日：奏對畢，因將張侍郎請給寶星語代奏，聲明只代奏，不敢代請，上曰：「張某可賞一等第三寶星。」

學達書庫(xuoda.com)

上一頁 回目錄 回首頁 下一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