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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國是詔


  翁同龢所主張的政治改革,是幅度最小的「定國是」。四月廿三日記:

  是日上奉慈諭,以前日禦史楊深秀、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,良是。今宜專講西學,明白宣示等因,並禦書翰林官應准入學,聖意堅定,臣對:「西法不可不講,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。」退擬旨一道,又飭各省督撫保使才,不論官職大小旨一道。

  退擬旨一道,即為「定國是詔」。所謂「國是」,即是朝野一致認定的大政方針;翁同龢所草的詔書中,揭示的國是,只是從教育上著手,作根本之圖,頗為平實,而不容于保守派者,因為德宗的企圖,遠超過詔書所示。這是翁同龢生平所作的大文章之一,分段引錄全文如下:

  數年以來,中外臣工講求時務,多主變法自強,邇者詔書數下,如開特科,裁冗兵,改武科制度,立大小學堂,皆經一再審定,籌之至熟,妥議施行。

  惟是風氣尚未大開,論說莫衷一是,或狃于老成憂國,以為舊章必應墨守;新法必當擯除,眾喙嘵嘵,空言無補,試問時局如此,國勢如此,若仍以不練之兵,有限之餉,士無實學,工無良師,強弱相形,貧富懸絕,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?

  朕惟國是不定,則號令不行,極其流弊,必至門戶紛爭,互相水火,徙蹈宋明積習,于國政毫無裨益,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,五帝三王,不相沿襲,譬之冬裘夏葛,勢不兩存,用特明白宣示,中外大小諸臣,自王公以及士庶,各宜努力向上,發憤為雄,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,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,實力講求,以掃空疏迂謬之弊,專心致志,精益求精,毋徒襲其皮毛,毋競騰其口說,務求化無用為有用,以成通經濟變之才。

 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,尤應首先舉辦,著軍機大臣,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,會同妥速議奏,所有翰林院編檢,各部院司員,各門侍衛、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,大員子弟,八旗世襲,各武職後裔,其願入學堂者,均准入學肄習,以期人才輩出,共濟時艱,不得敷衍因循,徇私援引,致負朝廷誥誡之至意,將此通諭知之。

  上引詔書中,最緊要的一句話,只是「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,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,實力講求,以掃空疏迂謬之弊」,無形中宣告了八股文的死刑。相應而興的唯一具體之舉,即為首先舉辦規模龐大的京師大學堂。翁同龢日記中「禦書某某官應准入學」之「某某」,自應是「翰林」二字。

  這段日記,在翁晚年必有刪改,如國是詔,在前一天即已擬就,張謇自訂年譜明白記載:

  二十二日,見翁尚書所擬變法論旨。為翁尚書擬大學堂辦法。

  然則翁同龢何以於廿三日書「退擬旨一道」?此由於慈禧雖已完全歸政,但根據楊深秀、徐致靖所主張的「守舊圖新」的原則而定「國是」,到底是一件至大之事,理當陳明太后;而「國是」如此以定,慈禧亦無反對之理,因於廿三日「奉慈諭」後宣示,翁同龢當然不能明言,未奉慈諭以前,即已定局。

  于此可知,雖在四月廿二日,慈禧已催促德宗照規制補榮祿為大學士,並升剛毅為協辦,準備接收翁同龢的權力。但慈禧此時,尚未完全決定逐翁;及至由此後三天事態的演變顯示,翁同龢如仍在朝,將被張蔭桓、康有為利用為出頭的工具,因而乃有四月廿七日的劇變。

  自四月廿四日至廿六日,這三天發生何事?且看翁同龢所記:

  廿四日:是日見起,上欲于宮內見外使,臣以為不可,頗被詰責。又以張蔭桓被劾,疑臣與彼有隙,欲臣推重力保之,臣據理力陳,不敢阿附也。語特長不悉記。……

  散時先傳旨告奕劻,又赴張蔭桓處,商宮內進見事,臣期期知其不可也。

  廿五日:徐致靖封奏,保康有為、張元濟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梁啟超。……訪樵野,傳旨仍在宮中見洋人,又問寶星。值其赴總署,因詣署與談。

  廿六日:奏對畢,因將張侍郎請給寶星語代奏,聲明只代奏,不敢代請,上曰:「張某可賞一等第三寶星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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