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烜赫的半個月


  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,恭王薨逝,恤典極厚。最令人不解者,慈禧太后對恭王的態度作了異乎尋常的轉變,翁同龢記是日未初,兩宮在恭王府西堂召見御前大臣、軍機、內務府大臣的情況雲:

  皇太后大感慟,諸臣請安畢,又二叩,隨諭恭親王勳德最隆,惟配享太廟始足以昭崇德,臣等請特諡曰「忠」,從之。又論輟朝加二日,皇帝素眠十五日,予祀賢良祠,溥偉即日襲親王,加園寢守衛丁戶,派啟秀經理喪事,一切官為經理,賞陀羅經被等,其餘不能悉記。

  恭王自光緒十年罷斥後,慈禧厭惡其人,多年不解,甚至不准其隨班祝嘏,乃忽有配享太廟之諭,後先寵辱之不同,原因何在?答案需要在半個月之後,方始揭曉。

  恭王既逝,禮王久病,翁同龢成為實際上的軍機領班。當翁同龢初聞恭王噩耗後,恭王府中即派人將軍機印鑰送交翁同龢。規制:軍機處有方形銀印、印匣鑰匙,由領班佩帶,故印鑰的移轉,即表示大權的移轉。在此以前,中外奏章,翁同龢未能全數過目;軍機處當家的是剛毅,部分奏章由剛毅直接請懿旨辦理,甚至當德宗有所指示時,剛毅竟不奉詔。如三月初三日,德宗「盛怒責剛毅,謂爾總不以為然,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?否乎?」有翁同龢日記可證。及至翁同龢接管印鑰,則剛毅即不能擅專,四月十二日以後的半個月,軍機處大小事務皆翁同龢一手主持,煊赫之至。

  但禍福相倚,至廿二日已有被禍的跡象,而翁同龢毫無警覺,是日日記:

  宣麻,榮祿授大學士,管戶部;剛毅協辦大學士調兵部。

  當時內閣大學士,李鴻章居首,次為宗室麟書,於閏三月初二病歿。照例應由協辦大學士榮祿升補;榮祿遺缺則應由刑部尚書剛毅升補。但歷時五十日未見異動,殊非常格,當是榮祿、剛毅二人皆為德宗所惡,有意抑置。

  至於翁同龢,雖未見得有阻攔榮祿升大學士的行動,但必不樂見榮祿正揆席,因為麟書升大學士後先管工部,以後改管戶部,榮祿既系補麟書遺缺,當然亦是管戶部,翁同龢不會願意有這樣一個頂頭上司。

  因此可以斷定,榮祿在五十天應升未升之後,於此時「扶正」,必系出於懿旨。舊黨阻止變法的計畫,業已成熟,翁同龢之被逐即在預定計劃之中。翁既被逐,則軍機須有一秉筆之人,剛毅白字連篇,較榮祿且不如;錢應溥、廖壽恒為翁同龢所援引,且資望尚淺,班次不能越剛毅而上之,因此,須另覓一人,作翁同龢的替手。

  此一人選,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,有「琉璃蛋」外號的王文韶為最理想,但王文韶內召,直督職掌兵權,榮祿必須抓在手裡;而兵部尚書須付託有人,則惟有為翁同龢所提拔而已叛翁的剛毅可以放心。總之,一切安排都是為了因應翁同龢被逐以後,如何接收權力而設計。

  然則翁之被逐,究竟是何原因?而且必須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?其中在後黨有個不得已的原因:慈禧已有承諾,不干涉德宗的權力。康有為自編年譜雲:

  上時決意變法,使慶邸告西後曰:「我不能為亡國之君,如不與我權,我寧遜位。」西太后乃聽上。于時恭邸薨,吾乃上書常熟,促其亟變法。

  這段話後半段假,前半段真。德宗「使慶邸告西後」云云,其事當在三月廿四日。翁同龢日記:

  三月廿三日:總署代康有為條陳折(變法)……命將康折並書,及前兩次折,並「俄彼得變政記」皆呈慈覽。

  三月廿四日:慶邸有起(並伺候慈聖起)。命寫奉懿旨,閏月二十日起,分三日在外,火器營校場閱看健銳(等營)操演,一切事宜奕劻敬謹預備。……飯後忽欲出遊,乘肩輿曆青龍橋而西,過健銳營,至碧雲寺,直登寺後高堂,松聲蕭然,默坐良久。……未正歸,夜臥屢醒。

  在此以前的三月初七日,翁同龢記雲:

  都統等名單發下,昨日面請懿旨也。

  可見慈禧尚握有用人之權;而從三月廿四日「慶邸有起,並伺候慈聖起後」,除觀操等事外,不見有懿旨如何如何的記載,足征德宗已大權獨攬。觀翁同龢日記,前一日翁將康有為變法折及所進各書「皆呈慈覽」,可知德宗命慶王轉達慈禧之語為決定變法,如不與此權力,寧可遜位。而翁同龢是日忽欲出遊,在碧雲寺「默坐良久」,以及「夜臥屢醒」,可知其內心的興奮激動。

  因為慈禧已作了不干預君權的承諾,所以德宗在接見德國亨利親王時,種種打破傳統的措施與作風,慈禧不便食言而出面干預。至於變法的策動者,實為張蔭桓而非康有為;變法之議,誠然出自康有為,但翁同龢既不願保薦康有為,則惟有張蔭桓能將他的見解上達宸聽,德宗幾次單獨召見張蔭桓,皆談此事。向慈禧索權,亦極可能出於張蔭桓的建議。

  不過,張蔭桓深知,他僅能策動變法,主持變法則非翁同龢不可,至少亦要做到翁同龢不反對或不能反對。於是而有「拖人下水」的情形,其事發生在四月初七、初八兩日。翁同龢日記:

  四月初七日: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,會再寫一份遞進。臣對:「與康不往來。」上問:「何也?」對以「此人居心叵測」。曰:「前此何以不說?」對:「臣近見其『孔子改制考』知之。」

  四月初八日:上又問康書,臣對如昨。上發怒詰責,臣對:「傳總署令進。」上不允,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。臣曰:「張某日日進見,何不面諭?」上仍不允。退乃傳知張君,張正在園寓也。

  這不是很明白的事,德宗強使翁同龢參預其事,此必張蔭桓曾經面奏,翁在軍機處握有實權,如翁反對變法,則號令不出國門,根本無從談起,故德宗乃有此舉。

  德宗之獲得充分的權力,顯示政治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;而在翁同龢毅然為此,則除德宗的權力以外,尚有消極、積極的幾個因紫,可為臚舉如下:

  一、德宗已下定決心,銳意變法,迫使翁同龢非參預不可。

  二、變法的主動者為張蔭桓,勸德宗「西化」,且有跡象勸德宗訪問外國。德宗言聽計從,而「變」的程度,即翁同龢亦不免側目而視。因此,翁同龢的參預,實際上是想發生「矯枉」的作用。山西道禦史楊深秀於四月初十日所上「定國是」折,主張「守舊圖新」,最合翁同龢的脾胃。

  以上是消極的因素,促使翁同龢不能不參預政治改革;以下兩點,則為積極的因素:

  三、翁同龢掌樞,為實質上的首相。他當然亦想到應有「相業」;而且君臣和孚,一德同心,正是政治改革大有為之時,豈可輕棄?

  四、有個關鍵性的因素,張謇已經到京,有此助手,始能放手辦事。張季直年譜,光緒廿四年戊戌四十六歲下記:

  閏三月:入都銷假,補散館試。

  四月:上翁尚書理財標本急策。恭親王奕欣卒,度朝局將變。十八日,保和殿試散館……刊二等三十七名。

  其見於翁同龢日記者如下:

  四月朔:張季直殿元服闋來散館,晤談。

  四月十八日:看張季直各種說帖……此君的是霸才。

  四月二十日:封奏……徐致靖:外患已深,國是未定,略如楊禦史說。……晚約張季直小飲,直談至暮,畢竟奇材。

  許之的「霸才」、「奇材」,則翁同龢欲作政治改革,可以不用康有為,抑制張蔭桓而重用張謇。

  此年的政治改革,或謂之「變法」,或謂之「定國是」,或謂之「維新」,所蘊含的意義不同,「變法」為張、康的主張,改革的幅度較大,「定國是」為「守舊圖新」,改革的幅度較小,而「維新」則「周雖舊邦,其命維新」,以周文王視德宗,直同鼎革,要革慈禧太后的命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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