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烜赫的半個月

　　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，恭王薨逝，恤典極厚。最令人不解者，慈禧太后對恭王的態度作了異乎尋常的轉變，翁同龢記是日未初，兩宮在恭王府西堂召見御前大臣、軍機、內務府大臣的情況雲：

　　皇太后大感慟，諸臣請安畢，又二叩，隨諭恭親王勳德最隆，惟配享太廟始足以昭崇德，臣等請特諡曰「忠」，從之。又論輟朝加二日，皇帝素眠十五日，予祀賢良祠，溥偉即日襲親王，加園寢守衛丁戶，派啟秀經理喪事，一切官為經理，賞陀羅經被等，其餘不能悉記。

　　恭王自光緒十年罷斥後，慈禧厭惡其人，多年不解，甚至不准其隨班祝嘏，乃忽有配享太廟之諭，後先寵辱之不同，原因何在？答案需要在半個月之後，方始揭曉。

　　恭王既逝，禮王久病，翁同龢成為實際上的軍機領班。當翁同龢初聞恭王噩耗後，恭王府中即派人將軍機印鑰送交翁同龢。規制：軍機處有方形銀印、印匣鑰匙，由領班佩帶，故印鑰的移轉，即表示大權的移轉。在此以前，中外奏章，翁同龢未能全數過目；軍機處當家的是剛毅，部分奏章由剛毅直接請懿旨辦理，甚至當德宗有所指示時，剛毅竟不奉詔。如三月初三日，德宗「盛怒責剛毅，謂爾總不以為然，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？否乎？」有翁同龢日記可證。及至翁同龢接管印鑰，則剛毅即不能擅專，四月十二日以後的半個月，軍機處大小事務皆翁同龢一手主持，煊赫之至。

　　但禍福相倚，至廿二日已有被禍的跡象，而翁同龢毫無警覺，是日日記：

　　宣麻，榮祿授大學士，管戶部；剛毅協辦大學士調兵部。

　　當時內閣大學士，李鴻章居首，次為宗室麟書，於閏三月初二病歿。照例應由協辦大學士榮祿升補；榮祿遺缺則應由刑部尚書剛毅升補。但歷時五十日未見異動，殊非常格，當是榮祿、剛毅二人皆為德宗所惡，有意抑置。

　　至於翁同龢，雖未見得有阻攔榮祿升大學士的行動，但必不樂見榮祿正揆席，因為麟書升大學士後先管工部，以後改管戶部，榮祿既系補麟書遺缺，當然亦是管戶部，翁同龢不會願意有這樣一個頂頭上司。

　　因此可以斷定，榮祿在五十天應升未升之後，於此時「扶正」，必系出於懿旨。舊黨阻止變法的計畫，業已成熟，翁同龢之被逐即在預定計劃之中。翁既被逐，則軍機須有一秉筆之人，剛毅白字連篇，較榮祿且不如；錢應溥、廖壽恒為翁同龢所援引，且資望尚淺，班次不能越剛毅而上之，因此，須另覓一人，作翁同龢的替手。

　　此一人選，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，有「琉璃蛋」外號的王文韶為最理想，但王文韶內召，直督職掌兵權，榮祿必須抓在手裡；而兵部尚書須付託有人，則惟有為翁同龢所提拔而已叛翁的剛毅可以放心。總之，一切安排都是為了因應翁同龢被逐以後，如何接收權力而設計。

　　然則翁之被逐，究竟是何原因？而且必須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？其中在後黨有個不得已的原因：慈禧已有承諾，不干涉德宗的權力。康有為自編年譜雲：

　　上時決意變法，使慶邸告西後曰：「我不能為亡國之君，如不與我權，我寧遜位。」西太后乃聽上。于時恭邸薨，吾乃上書常熟，促其亟變法。

　　這段話後半段假，前半段真。德宗「使慶邸告西後」云云，其事當在三月廿四日。翁同龢日記：

　　三月廿三日：總署代康有為條陳折（變法）……命將康折並書，及前兩次折，並「俄彼得變政記」皆呈慈覽。

　　三月廿四日：慶邸有起（並伺候慈聖起）。命寫奉懿旨，閏月二十日起，分三日在外，火器營校場閱看健銳（等營）操演，一切事宜奕劻敬謹預備。……飯後忽欲出遊，乘肩輿曆青龍橋而西，過健銳營，至碧雲寺，直登寺後高堂，松聲蕭然，默坐良久。……未正歸，夜臥屢醒。

　　在此以前的三月初七日，翁同龢記雲：

　　都統等名單發下，昨日面請懿旨也。

　　可見慈禧尚握有用人之權；而從三月廿四日「慶邸有起，並伺候慈聖起後」，除觀操等事外，不見有懿旨如何如何的記載，足征德宗已大權獨攬。觀翁同龢日記，前一日翁將康有為變法折及所進各書「皆呈慈覽」，可知德宗命慶王轉達慈禧之語為決定變法，如不與此權力，寧可遜位。而翁同龢是日忽欲出遊，在碧雲寺「默坐良久」，以及「夜臥屢醒」，可知其內心的興奮激動。

　　因為慈禧已作了不干預君權的承諾，所以德宗在接見德國亨利親王時，種種打破傳統的措施與作風，慈禧不便食言而出面干預。至於變法的策動者，實為張蔭桓而非康有為；變法之議，誠然出自康有為，但翁同龢既不願保薦康有為，則惟有張蔭桓能將他的見解上達宸聽，德宗幾次單獨召見張蔭桓，皆談此事。向慈禧索權，亦極可能出於張蔭桓的建議。

　　不過，張蔭桓深知，他僅能策動變法，主持變法則非翁同龢不可，至少亦要做到翁同龢不反對或不能反對。於是而有「拖人下水」的情形，其事發生在四月初七、初八兩日。翁同龢日記：

　　四月初七日：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，會再寫一份遞進。臣對：「與康不往來。」上問：「何也？」對以「此人居心叵測」。曰：「前此何以不說？」對：「臣近見其『孔子改制考』知之。」

　　四月初八日：上又問康書，臣對如昨。上發怒詰責，臣對：「傳總署令進。」上不允，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。臣曰：「張某日日進見，何不面諭？」上仍不允。退乃傳知張君，張正在園寓也。

　　這不是很明白的事，德宗強使翁同龢參預其事，此必張蔭桓曾經面奏，翁在軍機處握有實權，如翁反對變法，則號令不出國門，根本無從談起，故德宗乃有此舉。

　　德宗之獲得充分的權力，顯示政治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；而在翁同龢毅然為此，則除德宗的權力以外，尚有消極、積極的幾個因紫，可為臚舉如下：

　　一、德宗已下定決心，銳意變法，迫使翁同龢非參預不可。

　　二、變法的主動者為張蔭桓，勸德宗「西化」，且有跡象勸德宗訪問外國。德宗言聽計從，而「變」的程度，即翁同龢亦不免側目而視。因此，翁同龢的參預，實際上是想發生「矯枉」的作用。山西道禦史楊深秀於四月初十日所上「定國是」折，主張「守舊圖新」，最合翁同龢的脾胃。

　　以上是消極的因素，促使翁同龢不能不參預政治改革；以下兩點，則為積極的因素：

　　三、翁同龢掌樞，為實質上的首相。他當然亦想到應有「相業」；而且君臣和孚，一德同心，正是政治改革大有為之時，豈可輕棄？

　　四、有個關鍵性的因素，張謇已經到京，有此助手，始能放手辦事。張季直年譜，光緒廿四年戊戌四十六歲下記：

　　閏三月：入都銷假，補散館試。

　　四月：上翁尚書理財標本急策。恭親王奕欣卒，度朝局將變。十八日，保和殿試散館……刊二等三十七名。

　　其見於翁同龢日記者如下：

　　四月朔：張季直殿元服闋來散館，晤談。

　　四月十八日：看張季直各種說帖……此君的是霸才。

　　四月二十日：封奏……徐致靖：外患已深，國是未定，略如楊禦史說。……晚約張季直小飲，直談至暮，畢竟奇材。

　　許之的「霸才」、「奇材」，則翁同龢欲作政治改革，可以不用康有為，抑制張蔭桓而重用張謇。

　　此年的政治改革，或謂之「變法」，或謂之「定國是」，或謂之「維新」，所蘊含的意義不同，「變法」為張、康的主張，改革的幅度較大，「定國是」為「守舊圖新」，改革的幅度較小，而「維新」則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，以周文王視德宗，直同鼎革，要革慈禧太后的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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