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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闈多故

　　很顯然地，慈禧的威望，此時已遭到極大的挑戰，廟堂如此，宮內更為尖銳。未幾而有珍妃被黜之事。翁同龢十月廿九日記：

　　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，先問旅順事，次及宮闈事，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，即降旨降為貴人等語。臣再三請緩辦，聖意不謂然。是日上未在座，因請問，上知之否？諭雲：「皇帝意正爾。」命即退，前後不及一刻也。回直房，餘與萊山擬稿，似尚妥協。

　　記下又敘處置不法太監事：

　　魯伯陽、玉銘、宜麟皆從中官乞請，河南撫裕寬欲營福州將軍，未果，內監永祿、常泰、高姓皆發，又一名忘之，皆西邊人也。

　　「皆發」謂配發吉林；「西邊」指陝甘。其中裕寬一案，與珍妃有關。據清人筆記，裕寬所營者為四川總督，先謀之李蓮英，索賄過巨，不諧。裕寬為珍妃家親戚，由太監高萬枝媒介，珍妃為之乞請於帝。李蓮英偵知其事，面奏慈禧；因召珍妃詰問，珍妃坦承此事，並謂：「上行下效，不是老佛爺開端，誰敢如此？」慈禧震怒，行家法杖責；先朝妃嬪及恭王之女大公主，環跪乞恩，因而決定與瑾妃並降為貴人。翁同龢、孫毓汶所擬的上論：

　　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：本朝家法嚴明，凡在宮闈，從不准干預朝政，瑾妃、珍妃承侍掖庭，向稱淑慎，是以優加恩眷，洊陟崇封，乃近來習尚浮華，屢有乞請之事，皇帝深慮漸不可長，據實面陳，若不量予儆戒，恐左右近侍，藉以為匯緣蒙蔽之階，患有不可勝防者。瑾妃、珍妃均著降為貴人，以示薄懲而肅內政。

　　據此可知，慈禧先召德宗面詢，確有其事；且降封為德宗所同意，慈禧謂樞臣：「皇帝意正爾。」亦非虛語。翁同龢次日記：「上語昨事，意極坦坦」，足見珍妃確有過失。翁同龢是日又記：

　　有彈濟甯者（文學士）詆訾過當，上亦不甚怒也。見起語長，濟寧辨語懇切，上雲：「但盡心竭力，不汝責。」

　　文廷式彈劾孫毓汶，連翁同龢亦謂之「詆訾過當」，則其中必有意氣之語。文廷式與盛伯羲交好，光緒十年恭王被逐的內幕，曾備聞之于盛伯羲，彈章中當亦論及；而論及此事，適中慈禧心病，因為當時是慈禧想用醇王，先逐恭王，其事由孫毓汶所策劃，十年之間，國事至此，頤和園成而旅順失；醇王歿而恭王複起，在慈禧是至為難堪痛心之事。乃文廷式只為其女弟子珍妃被黜，借彈孫毓汶以抒其積憤，疏中暗侵慈禧，致自種其被禍之因，且亦禍延珍妃及志銳，可謂不智。翁同龢十一月初二日記雲：

　　午初三刻傳太后見起，午正二刻入見於儀鸞殿，論兵事，斥李相貽誤，而深慮淮軍難馭，以為暫不可動，禮邸、蘭公頗贊此論，次及言者雜遝，如昨論孫某，語涉狂誕（孫今日赴總署，不在列 ），事定當將此輩整頓。次及二妃，語極多，謂種種驕縱，肆無忌憚，因及珍位下內監高萬枝諸多不法，若再審問，恐興大獄，於政體有傷，應寫明發，飭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。臣奏言，明發即有傷政體，若果無可貸，宜交內務府撲殺之，聖意為大是，遂定議退。

　　慈禧已公然提出警告，而仍有不畏禍的言官。翁同龢十一月初四日記：

　　封奏五件，高爕曾一件，指斥前日懿旨，謂樞不應惟阿取容，無所匡救。並有挾私朋比，淆亂國是，若不精白乃心，則列祖列宗在天之靈，必誅殛之云云。語多狂誕。午正，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，首指高折，以為離間，必加辯駁，慈容艴然。諸臣再三勸解，臣謂明無弗照，聖無弗容。既調護於先，何必搜求於後，且軍務倥傯，朝局囂淩，宜以靜攝之，毋為所動，聖意頗回。

　　高爕曾，湖北孝感人，同治十三年甲戌科進士，為李鴻藻的門生。所指斥的，即根據翁同龢的建議，將高萬枝交內務府撲殺的懿旨。十一月初二日又有一道懿旨，將珍妃之兄志銳，自熱河撤回京當差。高爕曾借責樞臣以斥慈禧，過去從無如此大膽者，故「慈容艴然」。而翁同龢所論，雖為勸解，實亦為救高爕曾。

　　高爕曾的態度，為清議對慈禧高度不滿已有表面化的反映，在慈禧除了憤怒以外，更加的是警惕。如果不抓緊權力，「帝黨」將有使她更難堪的行動出現，而「後黨」則多自危，深恐「帝黨」得勢，彼輩將遭黜，因而以慈禧為中心，愈趨於緊密，同時「後党」的領導者，亦正逐漸形成之中，此即是榮祿。

　　高爕曾是李鴻藻的門生，與翁同龢的關係頗深；但在後黨看，其人顯然是帝黨。嚴格而言，正如唐朝的「牛李之爭」，牛僧孺有党，李德裕無黨，所謂「李党」是牛僧孺等加諸于政敵的一頂帽子，目的在為其黨徒指明攻擊的目標。彼時的後黨、帝黨亦然，後有黨，帝無黨，道理很簡單，忠君為天經地義，無所謂黨。帝黨不過是後黨為所有反對黨製造的一個名詞而已。

　　後黨包括三大集團，一個是宦官集團；一個是醇王系統的神機營集團；再一個是北洋官僚集團。宦官集團自然以李蓮英為首；神機營集團比較複雜，包括內務府及親貴中的守舊派等等，此一集團起先並無固定的領導者，而且色彩亦並不太顯明，自榮祿回京，並出任步軍統領以後，很快地成為此一集團的首領，而且將此一集團造成為後黨的核心。至於北洋官僚集團，可以盛宣懷為代表人物。

　　後黨三大集團的宗旨是一樣的，即是鞏固慈禧的權力，以期在慈禧的庇護之下，消極方面維護私人既得利益；積極方面相機奪取政柄。至於手段方面，初步是以削弱翁同龢的影響力為主；此非後黨不欲攻倒翁同龢，而是慈禧對翁同龢猶有兩三分念舊之心，同時還存著能為己用的希望。

　　但在和戰的問題上，翁同龢主戰的態度，始終不變；所變的是偏離了他的原則。本意是求乾綱大振，致君于有為之地；及至明知事不可為，而為了自己的名聲，執持如故，變成「為主戰而主戰」，實不能不謂之誤國。

　　當時最痛苦的是李鴻章。好比一場賭局，明知輸定了，而仍不能不悉索敝賦，湊賭注押在「死門」上。而且輸光了還不能一走了之，猶須善後；他早已料定了，將來談和仍舊是他的事。當時如非翁同龢的牽制；則上有慈禧太后作主，內有恭王及軍機如孫毓汶、徐用儀支持，且外亦必有劉坤一、張之洞的默許，應該可以「少輸當贏」，早就和得下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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