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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闈多故


  很顯然地,慈禧的威望,此時已遭到極大的挑戰,廟堂如此,宮內更為尖銳。未幾而有珍妃被黜之事。翁同龢十月廿九日記:

  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,先問旅順事,次及宮闈事,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,即降旨降為貴人等語。臣再三請緩辦,聖意不謂然。是日上未在座,因請問,上知之否?諭雲:「皇帝意正爾。」命即退,前後不及一刻也。回直房,餘與萊山擬稿,似尚妥協。

  記下又敘處置不法太監事:

  魯伯陽、玉銘、宜麟皆從中官乞請,河南撫裕寬欲營福州將軍,未果,內監永祿、常泰、高姓皆發,又一名忘之,皆西邊人也。

  「皆發」謂配發吉林;「西邊」指陝甘。其中裕寬一案,與珍妃有關。據清人筆記,裕寬所營者為四川總督,先謀之李蓮英,索賄過巨,不諧。裕寬為珍妃家親戚,由太監高萬枝媒介,珍妃為之乞請於帝。李蓮英偵知其事,面奏慈禧;因召珍妃詰問,珍妃坦承此事,並謂:「上行下效,不是老佛爺開端,誰敢如此?」慈禧震怒,行家法杖責;先朝妃嬪及恭王之女大公主,環跪乞恩,因而決定與瑾妃並降為貴人。翁同龢、孫毓汶所擬的上論:

  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:本朝家法嚴明,凡在宮闈,從不准干預朝政,瑾妃、珍妃承侍掖庭,向稱淑慎,是以優加恩眷,洊陟崇封,乃近來習尚浮華,屢有乞請之事,皇帝深慮漸不可長,據實面陳,若不量予儆戒,恐左右近侍,藉以為匯緣蒙蔽之階,患有不可勝防者。瑾妃、珍妃均著降為貴人,以示薄懲而肅內政。

  據此可知,慈禧先召德宗面詢,確有其事;且降封為德宗所同意,慈禧謂樞臣:「皇帝意正爾。」亦非虛語。翁同龢次日記:「上語昨事,意極坦坦」,足見珍妃確有過失。翁同龢是日又記:

  有彈濟甯者(文學士)詆訾過當,上亦不甚怒也。見起語長,濟寧辨語懇切,上雲:「但盡心竭力,不汝責。」

  文廷式彈劾孫毓汶,連翁同龢亦謂之「詆訾過當」,則其中必有意氣之語。文廷式與盛伯羲交好,光緒十年恭王被逐的內幕,曾備聞之于盛伯羲,彈章中當亦論及;而論及此事,適中慈禧心病,因為當時是慈禧想用醇王,先逐恭王,其事由孫毓汶所策劃,十年之間,國事至此,頤和園成而旅順失;醇王歿而恭王複起,在慈禧是至為難堪痛心之事。乃文廷式只為其女弟子珍妃被黜,借彈孫毓汶以抒其積憤,疏中暗侵慈禧,致自種其被禍之因,且亦禍延珍妃及志銳,可謂不智。翁同龢十一月初二日記雲:

  午初三刻傳太后見起,午正二刻入見於儀鸞殿,論兵事,斥李相貽誤,而深慮淮軍難馭,以為暫不可動,禮邸、蘭公頗贊此論,次及言者雜遝,如昨論孫某,語涉狂誕(孫今日赴總署,不在列 ),事定當將此輩整頓。次及二妃,語極多,謂種種驕縱,肆無忌憚,因及珍位下內監高萬枝諸多不法,若再審問,恐興大獄,於政體有傷,應寫明發,飭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。臣奏言,明發即有傷政體,若果無可貸,宜交內務府撲殺之,聖意為大是,遂定議退。

  慈禧已公然提出警告,而仍有不畏禍的言官。翁同龢十一月初四日記:

  封奏五件,高爕曾一件,指斥前日懿旨,謂樞不應惟阿取容,無所匡救。並有挾私朋比,淆亂國是,若不精白乃心,則列祖列宗在天之靈,必誅殛之云云。語多狂誕。午正,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,首指高折,以為離間,必加辯駁,慈容艴然。諸臣再三勸解,臣謂明無弗照,聖無弗容。既調護於先,何必搜求於後,且軍務倥傯,朝局囂淩,宜以靜攝之,毋為所動,聖意頗回。

  高爕曾,湖北孝感人,同治十三年甲戌科進士,為李鴻藻的門生。所指斥的,即根據翁同龢的建議,將高萬枝交內務府撲殺的懿旨。十一月初二日又有一道懿旨,將珍妃之兄志銳,自熱河撤回京當差。高爕曾借責樞臣以斥慈禧,過去從無如此大膽者,故「慈容艴然」。而翁同龢所論,雖為勸解,實亦為救高爕曾。

  高爕曾的態度,為清議對慈禧高度不滿已有表面化的反映,在慈禧除了憤怒以外,更加的是警惕。如果不抓緊權力,「帝黨」將有使她更難堪的行動出現,而「後黨」則多自危,深恐「帝黨」得勢,彼輩將遭黜,因而以慈禧為中心,愈趨於緊密,同時「後党」的領導者,亦正逐漸形成之中,此即是榮祿。

  高爕曾是李鴻藻的門生,與翁同龢的關係頗深;但在後黨看,其人顯然是帝黨。嚴格而言,正如唐朝的「牛李之爭」,牛僧孺有党,李德裕無黨,所謂「李党」是牛僧孺等加諸于政敵的一頂帽子,目的在為其黨徒指明攻擊的目標。彼時的後黨、帝黨亦然,後有黨,帝無黨,道理很簡單,忠君為天經地義,無所謂黨。帝黨不過是後黨為所有反對黨製造的一個名詞而已。

  後黨包括三大集團,一個是宦官集團;一個是醇王系統的神機營集團;再一個是北洋官僚集團。宦官集團自然以李蓮英為首;神機營集團比較複雜,包括內務府及親貴中的守舊派等等,此一集團起先並無固定的領導者,而且色彩亦並不太顯明,自榮祿回京,並出任步軍統領以後,很快地成為此一集團的首領,而且將此一集團造成為後黨的核心。至於北洋官僚集團,可以盛宣懷為代表人物。

  後黨三大集團的宗旨是一樣的,即是鞏固慈禧的權力,以期在慈禧的庇護之下,消極方面維護私人既得利益;積極方面相機奪取政柄。至於手段方面,初步是以削弱翁同龢的影響力為主;此非後黨不欲攻倒翁同龢,而是慈禧對翁同龢猶有兩三分念舊之心,同時還存著能為己用的希望。

  但在和戰的問題上,翁同龢主戰的態度,始終不變;所變的是偏離了他的原則。本意是求乾綱大振,致君于有為之地;及至明知事不可為,而為了自己的名聲,執持如故,變成「為主戰而主戰」,實不能不謂之誤國。

  當時最痛苦的是李鴻章。好比一場賭局,明知輸定了,而仍不能不悉索敝賦,湊賭注押在「死門」上。而且輸光了還不能一走了之,猶須善後;他早已料定了,將來談和仍舊是他的事。當時如非翁同龢的牽制;則上有慈禧太后作主,內有恭王及軍機如孫毓汶、徐用儀支持,且外亦必有劉坤一、張之洞的默許,應該可以「少輸當贏」,早就和得下來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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