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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院君

甲午之役肇端于日本對韓國的覬覦。羅惇曧「中日兵事本末」，論其始也，深得其要： 　　光緒十一年春，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，農務大臣西鄉從道，來津議朝鮮約，鴻章為全權大臣，吳大澄副之，與議定約三款：一、兩國屯朝鮮兵，各盡撤還；二、朝鮮練兵，兩國均不派員為教練官；三、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，須互先行文知照。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，有此巨謬，成公同保護之條約，鴻章不之知。舉國亦無人詰其謬誤，猶泰然曰：「朝鮮我屬國也。」以至於甲午遂啟大爭，成中國之巨禍，皆此約成之也。 　　中國為朝鮮的宗主國，源遠流長，為舉世所公認。且有一個最現實的證據，即光緒八年朝鮮內亂，吳長慶率淮軍至韓，平齓後執禍首「大院君」李昰應以歸，幽諸保定。倘非宗主國，何能出此懲罰措施？天津之約既立，乃派袁世凱為駐朝鮮通商委員，護送大院君回國。在此以前，韓王李熙數請釋其生父回國；慈禧不許，自有深意，原來李熙亦是以旁支入承大統。大院君的身分與醇王相似。慈禧自光緒六年起，醜聞連連，慈安雖為她下毒手翦除，但醇王為皇帝本生父，發言自有其特別的地位，慈禧不能不顧慮，因而借幽禁大院君以立威，更為對醇王的警告，而醇王不悟。 　　《清朝野史大觀》第一輯「清宮遺聞」記： 　　奕譞初不悟其意，會李熙複有表至京，奕譞即以加恩外藩為請，乞准其所奏，宥昰應歸國，以全父子之情。慈禧聞奏，默然允之，但微哂曰：「吾此舉正別有深意，將使天下有子為人後者，有所警惕而不敢妄為耳。非于李昰應有何仇怨也。」奕譞聞之，戰慄失色，伏地不起。有頃，慈禧乃笑而慰之曰：「王毋多心，吾知王忠敬。此語並非為王而發也。」且勅二內侍，掖之以出。奕譞既歸第，惘然若有所失者數日。 　　此雖野史，確屬可信。慈禧對醇王猜忌甚深，曾特賜杏黃轎以測其反應，醇王畏謹將事，始終不敢乘坐。及薨，其園寢有銀杏一株，金元時物，樹木七圍，華蓋亭亭，慈禧信堪輿家言，特命鋸去，且親自督工，此為信而有征之事。至於慈禧對醇王恩威並用的手法，亦有藍本。乾隆年間，高貴妃之兄高晉，以貪黜被大辟之刑；孝賢皇后之兄傅恒掌軍機，代為乞恩，以請念系高貴妃之兄，請推恩免死。高宗答謂：「貴妃之兄犯法可免死，如皇后之兄犯法，又將如何？」傅恒汗流浹背而退。傅恒之事高宗，與醇王之事慈禧；以及高宗、慈禧之加恩兩人，其事極其相似。 　　大院君被釋回國，後為日本用作傀儡，所以有此結果，則為錯上加錯所致。 　　所謂錯上加錯者，對內自欺，仍稱朝鮮為中國藩服，但對外尤其是對日本，為了推卸宗主國有解決藩屬困難的責任，又說朝鮮為自主之國，適足以授人以柄。如光緒十九年東學黨變起，朝鮮乞師，李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、太原總兵聶士成，率長蘆、榆樹關防軍東援，屯朝鮮牙山。並電諭駐日公使汪鳳藻，告日本外務省，以朝鮮請兵，中國顧念藩服，遣兵代平其亂，此為錯上所加的第一錯，既以朝鮮為藩服，代平其亂，則根本不必告知日本；告知日本即等於承認天津條約。因此，日本亦派兵至朝鮮平亂，達八千餘人，並命其複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，照約告知總署，總署複書謂：「我朝撫綏藩服，因其請兵，故命將平其內亂，貴國不必特派重兵。且朝鮮並未向貴國請兵，貴國之兵，亦不必入其內地。」日本當然不承認，表示照約行事，「兵入朝鮮內地，亦無定限。」態度至為強硬。 　　錯上加錯的第二錯是，韓亂暫平而日軍續至，日本約華為簡大臣至朝鮮，改革其內政，而中國的答覆是：「整頓內治，任朝鮮自為之，我中國不願干預。貴國既認朝鮮為自主之國，尤不應預其內政，至彼此撤兵，請稽和約專條行之。」至此等於正式宣佈放棄保護朝鮮的責任。朝鮮此時尚無法自主，所以中國的聲明，適足以啟日本想代華而為朝鮮宗主國的野心，其外相陸奧電駐韓日使大鳥謂：閣議決不撤兵，如中國不允共改韓政，日本即獨力任之。至此，袁世凱與大鳥的撤兵談判，頓時中斷。袁世凱要求增兵，而李鴻章指示出以鎮靜，謂各國自有公論。 　　李鴻章始終相信「以夷制夷」，利用外國的曆力可以迫使日本就範。此「夷」先為英國，後為俄國；總署比較傾向請英國調處，而李鴻章則深信俄國；那知俄國在日本發表對韓並無領土的野心後，俄國表示滿意，原來表示可出大力的俄使喀希尼告訴李鴻章，俄國只能以友誼勸日撤兵，未便用武力干預。李鴻章開始感到事態嚴重，而且立即面臨了內外交迫的窘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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