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謬托知己

由此一事，可見康有為的人品，最善於作偽招搖；以「保皇」之故，處處強調翁師傅對他的賞識，再舉一事為證，廿一年會試中式，自編年譜記雲： 　　殿試朝考皆直言時事，讀卷大臣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，又以吾不認座主，力相排。殿試徐壽蘅侍郎樹銘本置第一，各閱卷大臣皆圈矣，惟李文田不圈，並加黃簽焉，降至二甲四十八名。 　　此為必無之事。第一，殿試讀卷官八員，大致大學士或協辦一兩人；尚書四、五人；卿貳兩三人，擬元時由首席或素以善衡文的尚書主持。徐樹蘅雖為翰苑前輩，但畢竟只是刑部侍郎，並無擬元的資格。且「各大臣皆圈」，則除李文田外，已得七圈，縱不能掄元，必在進呈十本之列，事實上不是；其次，殿試卷加黃簽，必策論或試帖詩發生明顯錯誤；李文田加黃簽，如為吹毛求疵，則當時必有公論；事後或有言官參劾，李文田不能亦不敢以一己好惡，任意妄為，倘原卷確有錯誤，得加黃簽，則此卷又豈有掄元之望？ 　　最後，也是最明顯的一貼是，殿試卷講究寫作俱佳。康有為的《廣藝舟雙楫》雖為論書法的不朽之作，但他的字寫得並不好。自謂「吾眼有神，吾腕有鬼」。寫大卷子有四字訣：「黑，大，光，圓」，前三字不難，要緊的是一個「圓」字，此為「館閣體」的精髓所在。康有為的字，怎麼樣看，也談不到「圓」。如果他的字可得鼎甲，龔定庵當年應入翰林。 　　康有為又說： 　　朝考，翁常熟欲以擬元，卷在李文田處，乃於「悶、煉」等字，加黃簽力爭之，遂降在二等。徐澄園、翁常熟告我，問與李嫌之故，故知之。先是，殿試朝士皆以元相朝，傳臚時，諸王猶言之。 　　朝考時，翁同龢欲以康卷擬元，以及「翁常熟告我」云云，皆無證據。「諸王」亦不知誰何？至謂「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」，一若其父或祖曾任巡撫，按諸實際，亦為侈然之言。所謂「先中丞」，乃其叔祖廣西藩司康國器， 《清史稿》說他「少為吏員，道光末，從軍，以勞授江西贛縣桂源司巡檢」，由此入仕的經歷，可知康國器為胥吏出身，非書辦，即差役。 　　清朝官制中，無「吏員」之名，但有「吏目」，各州所置，司奸盜、察獄囚，典簿錄，彷佛縣的典史及一部分巡檢的職掌。州吏目及巡檢皆為從九品，康國器倘為吏目，則既立軍功，不當仍授從九品的巡檢，故知為胥吏升官。 　　康國器後入左宗棠軍，驍勇善戰，能以少擊眾，軍中外號「康拐子」，積功升至福建臬司，調廣西藩司，同治十年四月巡撫李福泰卒，康國器護印兩個月，康有為即稱之為「護廣西巡撫」及「先中丞」。 　　其時武弁，無不致富，康國器亦不例外，當初授閩臬，及在廣西護巡撫印時，皆曾歸鄉大起園林。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兩次記載，一次為同治五年九歲雲： 　　友之中丞公克復浙閩，兵事大定，以新授閩臬假歸，諸父咸從凱旋。于時門中以從軍起家甚眾，父龍兄虎、左文右武，號稱至盛。土木之工，遊宴之事，棋詠之樂，孺子嬉戲其間，諸父愛其聰明，多獲從焉。 　　康國器彼時不過偏裨之將，竟謂「克復浙閩，兵事大定」，冒左宗棠之功以為功，康有為之敢於公然作欺人之言而毫不慚汗，大率類此。其嚮往富貴，不甘寂寞，性情則自幼即見。第二次記載在同治十年十四歲： 　　時中丞公新築園林，藏書于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，兩樓蔚峙，中間亭沼，花木頗盛，有古檜七株，數百年物，幽室曰七松軒，導以飛橋為虹福台。 　　園林中有數百年古檜七株，可以想見其規模。康國器官不過監司，猶複如此，而康有為不以為非，則「西後以遊樂為事」，亦猶功成身退，優遊林下，比起康國器來，未必過分。至謂「上興土木，下通賄賂」而大事抨擊，他人可，康有為則無資格作此責備，因「土木之工」，本所豔羨；而若非「下通賄賂」，康國器又如何得以大治園林。康有為在鄉，數數住澹如樓；康國器為其「從叔祖」，緦麻三月之服，親屬甚疏，不言借住，而徑書「居鄉之澹如樓」，彷佛本人所置的別業，此又康有為慣於攘奪之根性使然。 　　總之，在光緒廿一年前，翁同龢與康有為既未謀面，毫無關係，且以康有為之言行而論，與翁同龢忠厚和平，謹守世俗禮法，不喜與人忤的本性，如水與火之不能相容，故可斷言，翁同龢決不會欣賞康有為，遑論朝考欲拔康為元。 　　至於康有為一再以翁同龢為標榜，乃「君辱臣逃」在海外藉「保皇」以斂財，必須平空攀附，俾取得一虛幻之根據而欺人的一種手法。因為康有為於光緒廿四年三月由總署代奏其變法條陳及「日本變政記」等三書，光緒命將康有為前後所上奏摺及各種書籍，呈交慈禧太后；及至翁罷黜之翌日，始召見康有為，凡此皆表示光緒或有意用康，而翁同龢不以為然。是則康有為之倡言「保皇」，先已見拒於真正具有保皇資格之帝党領袖翁同龢，其為獵富貴的一種手段，不言可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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