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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世孽緣康有為(2)

翁同龢第一次見到康有為的著作，是在光緒二十年。康有為於前一年在廣東應鄉試，中式第八名；翌年二月與其高弟梁啟超同入京會試，是科會試四總裁為李鴻藻、徐郙、汪鳴鑾、楊頤，放榜則張謇高中，旋得狀元；康有為師弟雙雙見黜。五月六日康有為傷足南歸；其前四日，翁同龢日記： 　　看康長素（祖詒，廣東舉人、名士）「新學偽經考」，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，竄亂六經，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，真說經家一野狐也，驚詫不已。 　　翁同龢對「新學偽經考」的讀後感如此，但據康有為自敘，當他因此書為餘聯沅所劾時，救他的是翁同龢，自編年譜雲： 　　七月，給事中余晉珊劾吾惑世誣民，非聖無法，同少正卯，聖世不容，請焚新學偽經考，而禁粵士從學。沈子培、盛伯熙、黃仲弢、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；張季直走請于常熟，曾重伯亦奔走焉，皆卓如在京所為也。 　　照康所言，則梁啟超之于師門，為功不細，且似很有辦法。其實不然。丁文江撰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」，光緒二十年下記： 　　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學偽經考為余晉珊、安維峻等參劾，那時候先生在京，多方奔走，結果祗是奉兩廣總督諭令自行焚毀。 　　所謂「多方奔走」者何？據梁譜中所見，則如康有為所說的沈曾植（子培）、盛昱（伯熙）、黃紹箕（仲弢）、文廷式（芸閣）等人，梁啟超是否都認識，尚成問題，因為甲午那年，梁只二十二歲，且未成進士；無論行輩科名，與這班翰苑前輩，還不夠資格往還。據年譜記載：「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來往最多的一年。」夏穗卿名曾佑，杭州人，光緒十六年會元，以彼此所居甚近而熟稔。梁啟超營救康有為，主要的是托夏曾佑，年譜中記其致夏曾佑函雲： 　　昨日嘉興致花農一電，今日小湘鄉致合肥一電，惟聞花農監臨，重伯又非甚重之人，仍恐未得當耳。前僕已面托通州君，若相見時，可再托之，但得常熟允致電，其電語或由本人自定，或僕處代擬亦可耳。 　　「嘉興」指沈曾植；「花農」即廣東學政徐琪，亦杭州人，為翁同龢門生；「小湘鄉」指曾廣鑾，即「重伯」，曾紀鴻之子；「合肥」指兩廣總督李瀚章；「通州君」謂張審。 　　張謇是否為之代求翁同龢去電呢？答案應該是否定的。張謇之子張孝若所纂其父傳記，于敘師友一章中雲： 　　我父早年對康南海向不融洽，故與梁公啟超，並無深交。 　　張謇與梁啟超，入民國且在袁世凱死後，始逐漸結成知交；在彼時則誠如梁啟超自己所說，「人微言輕」，無甚作用可言。 　　張謇並未代翁同龢致電營救，已可肯定。但確有一通電報致廣東學政徐琪，由於一種誤會，使康有為得以解圍。這是一個甚麼樣的誤會，康有為自編年譜，及張伯楨「南海康先生傳」，皆語焉不詳，且含混其詞，如「傳」載： 　　電文中，伯羲（盛昱之字）羲字誤作伯翊，徐琪疑為褚伯約之誤，時褚方劾李瀚章，而劾先師之折，傳系鄉人某，不慊于先師者，賄褚為之，李畏褚，事得緩，令先師自毀「偽經考」板而止。 　　「譜」中所記，大致亦與「傳」相同，詞氣葛藤，竟不知作何語？細加尋繹，大致為活動徐琪所弄的狡猾。褚伯約名成博，浙江余杭縣人，庚辰翰林，與徐琪為同年。光緒十五年由編修補授江西道禦史，轉補給事中。二十年六月，褚成博以李瀚章保舉冒濫，上奏參劾，所謂「李畏褚」即以此故。 　　因為「李畏褚」，便可利用褚成博的名義，要脅李瀚章，方法是利用盛伯羲的名義，致電徐琪為康有為緩頰。發電人具名本為「伯羲」，故意誤「羲」為「翊」，與「約」字聲近，徐琪乃張冠李戴，向李瀚章表示，友人中無字伯翊者，殆為其同年褚伯約。於是「李畏褚，事得緩」。 　　以盛伯羲名義發電報，為梁啟超「奔走」的結果，則何以有此錯誤，為梁啟超編年譜時，自應提出解釋，而以「結果祇是奉兩廣總督諭令自行焚毀」一語了之；而下有附注：「其詳見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及翼教叢編卷二」。其故可思。至於徐琪，為俞曲園詁經精舍弟子，光緒初年為其師築室湖上，名為「俞樓」。出仕後頗藉俞曲園的聲光，俞應殿試時，曾國藩為讀卷官，劇賞其試帖詩中「花落春仍在」句；俞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，翌年乙巳赴春闈，舉人覆試時，與李鴻章成同年。俞曲園與彭玉麟又為孫兒女親家，過從甚密。徐琪即是利用這些關係，複以翁同龢的掌引，於光緒十七年得放廣東學政。為人圓通，工於宦術，非不可用詭道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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