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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世孽緣康有為(1)

　　據翁同龢日記，在光緒十四年時，翁對康有為頗持戒心。十月十三日記：

　　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，意欲一見，拒之。

　　翁同龢以愛士著稱，而康有為雖為布衣，但翁必曾聞諸盛昱、沈曾植、屠仁守等人的稱譽，尋常求見，無不納之理。只因「以書陳大計而責之」，乃拒與相見。康有為自道盛昱欲為康代奏萬言書，謀之管國子監事的翁同龢，只以言及「馬江敗後，不復登用人才」一端，若歸咎於朝廷，恐因此獲罪而不敢上。恐非事實，翁同龢十月廿七日記：

　　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，欲成均代遞，然語太訐直，無益祇生釁耳，決計覆謝之。

　　既謂「語太訐直」，當不止於「不復登用人才」一事。康有為自編年譜中，不載原文，其門人張伯楨所撰「南海康先生傳」，則引錄其要點，其訐直之語如：

　　兵弱財窮，節頹俗敗，紀網紊亂，人情惰偷，上興土木之工，下習宴游之樂，晏安歡娛，若賀太平。

　　上下內外，咸知天時人事，危亂將至，而畏憚忌諱，箝口結舌，坐視莫敢發。

　　事無大小，無一能舉，有心者嘆息而無所為計；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，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；積火將然，而寢薪為樂。

　　頃奇災異變，大告警厲，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，而徒見萬壽山、昆明湖土木不息，淩寒戒旦，馳驅樂遊；電燈火輪，奇技淫巧，輸入大內而已。天下將以為皇太后、皇上拂天變而不畏，蓄大亂而不知，忘祖宗艱大之托、國家神器之重矣。

　　這些話是連翁同龢一起罵在興面，如果代遞，首遭詰責者，便是代遞之人，翁同龢豈能作繭自縛？至謂「時適冬至，翁與許應騤、李文田同侍祠天壇，許李交攻」云云，似亦無其事。是年冬至為十一月十九日，翁同龢日記：

　　冬至。醜初起，醜正登車，三刻抵壇，坐帳房中二刻，走一刻，坐陛下。寅正二刻上至，行禮畢不及五刻，月明如畫、四無纖雲，和風習習，極好天氣。退急行，至帳房，高京兆來談，入城天始明也。

　　所記行事時刻，至為詳細，翁如與許應騤、李文田晤談，比較可能的時間是，醜正三刻抵壇，坐帳房中的那二刻；二刻即半小時，除非專談一事，否則即不可能，因所謂「交攻」者，必輪番談康有為的短處，時間上不許可；且「交攻」則必詬責，非和聲細語，而南郊祭天為國家每年第一大典，莊嚴肅穆，亦非「交攻」之地。至於典禮完畢，除非如「高京兆」或因有事，或以「地主」致意，否則進城可談，殊不必在天壇帳房。

　　康有為年譜續記：

　　國子既不得達，盛祭酒持吾文見都禦史祁文恪公世長，文恪公極稱其忠義，許代上，約以十一月初八到都察院遞之，禦史屠梅君派人候焉。吾居朱市胡同南海館，出口即菜市也；既衣冠將出，僕人譚柏來告，菜市口方殺人，車不能行，心為之動，私念吾上書而遇殺人，此大不吉，家有老母，豈可遂死？既而思吾既為救天下矣，生死有命，豈可中道畏縮？慷慨登車，從南繞道行，出及門，屠禦史遣人來告雲：祁公上車患鼻血，眩暈而歸，須改期，遂還車。

　　此段接在「許李交攻，故翁益不敢上」之後；是則祁世長許其上書，應在冬至以後，冬至既為十一月十八日，而譜中言「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遞之」，時間不符，兩者必有一偽。易言之，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壇許李交攻，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約；如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約，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壇許李交攻之事。考查實情，當以無天壇許李交攻之事為是。康有為善於作偽，晚年自編年譜，率意增入似有實無之事，而誤記是年冬至在十一月初八之前，致有此漏洞。

　　再有一事，可以證明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第一次進京時，翁同龢與其並無交往，且印象不佳。此事即康有為有一不朽之作，即論書法的《廣藝舟雙楫》。康譜續記：

　　至（十五年）正月，屠梅君以言事革職，永不敘用。歸政大婚，典趟重迭，吉祥止止，非痛哭流涕之時……沈子培勸勿言國事，宜以金石陶遣，時徙居館之汗漫舫，老樹蔽天，日以讀碑為事，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，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，略盡睹矣，擬 著一金石書，以人多為之者，乃續包慎伯為《廣藝舟雙楫》焉。

　　著《廣藝舟雙楫》，發意雖在十四年，而著手則在十五年，成於南海會館「汗漫舫」，僅十七日即脫稿，但閱碑則頗費時，譜雲「老樹蔽天，日以讀碑為事」，乃夏日光景。康有為 著此書，動機是否因潘祖蔭、盛昱皆喜收藏碑帖，而翁同龢的書法，當代第一，思藉此作一敲門磚，固不可知，但康有為此書，後世的評價極高，如龔鵬程先生新作《試論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 》，一開頭就說：

　　我國近代有關書法理論的著作，自以包世臣「藝舟雙楫」為巨擘。包氏書撰刊于清道光末年，約四十年後，則有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出，掩脅千古，獨標赤幟，在書法界造成了極大的震撼。王壯為先生曾說他們這兩部書，「對於清中葉以後，尤其是近代書法風氣，影響之大，無與倫比；直至現在，凡對書法稍能觀賞的人，偶有議論，必不能離開他們兩家的說法。」這個論斷，固然毫不誇張，可是，我們更以為：這兩本書之重要，不只在書法界，它們在思想史上也有極特殊的意義和地位。

　　這樣一部稿子，以翁同龢的風雅好古，憐才愛民，就常情而論，必無不知，必無不設法借來一讀之理，但他的日記及同時人的記載，均無線索可尋。倘謂翁同龢晚年刪改日記，有盡掩與康有為交遊之跡，則康有為方引翁以自重，自編年譜中，緣無不記？不記則終無其事。

　　因此，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光緒十五年前以前並無關係；甚至翁對康的印象不佳，亦可由從無往還這一點上，推斷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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