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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識奇才張蔭桓

翁同龢與張蔭桓訂交於光緒十年。是年四月三十日記雲： 　　拜張觀察蔭桓。晚張樵野來長談，此人有文采，熟海疆情形，其言切實，蓋雨生得意人，余曾於雨生、若農處識之。伊雲：法之議和，實畏埃及兵事不了也。山東威海衛，戚大將軍備倭所築，東距旅順、西距煙臺各二百里，必當設重鎮，此島可泊兵船鐵甲。精鐵出外洋，山西所產，運腳太重，又不分條板，難用。對外國人切不可說誇大氣矜語。 　　其時張蔭桓方任安徽甯池太廣道，故稱「觀察」。若農為李文田，雨生則丁日昌，洪楊後首任江蘇巡撫，與翁同龢為換帖弟兄。丁日昌與張蔭桓，同為廣東籍，一為豐順，一為南海，出身相似，皆以州縣起家；作風亦頗相似。翁同龢光緒八年三月十四日記： 　　丁志德來見，雨生胞侄也。伊言：雨生因賑捐事為人侵冒，請地方官勒追，因此不協於鄉里，由是發怒吐血，遂卒。挽以聯雲：「政績張乖崖，學術陳龍川，在吾輩自有公論：文字百一廛，武功七二社，問何人具此奇才？」 　　北宋張詠，自號乖崖，宋史本傳，謂其「剛方自任，為治尚嚴孟」。學術擬之為陳龍川（亮），則以丁日昌于同治八年曾條奏「舉賢才、汰虛冗、益廉俸、選書吏、輸漕粟、變武科」，方之陳龍川的「中興五論」。 　　所謂「武功七二社」，指丁日昌于光緒元年起授福建巡撫，曾力疾渡台，平伏南北番社。「百一廛」指蘇州黃丕烈的「百宋一廛」，黃丕烈在洪楊前後，為東南藏書家第一；丁日昌亦好藏書，成「持靜齋書目」五卷，「文字百一廛」指此；丁日昌平生無著作，挽詞不能不以此湊數。而持靜齋藏書，則多巧取豪奪而來。上海郁氏，以經營沙船致巨富，後裔有郁松年字泰峰者，道光廿五年恩貢，築「宜稼堂」藏書，多黃氏「百宋一廛」精槧；歿後，其家曾受丁日昌荼毒， 《清稗類鈔》記其事雲： 　　雨生嘗乞應敏齋方伯寶時介紹，至鬱氏閱書，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餘種，令材官騎士，擔負而趨。時泰峰已逝，家中落，諸孫尚幼，率其孀婦，追及於門，雨生不能奪，取其卷帙少者，自署輿中，其卷帙多者，僅攜首帙而去。 　　此文出日本漢學家內藤虎之手，不必諱飾，故能存其真相。據說後由應寶時調停，以宋版「九朝編年」等十種為贈，其餘仍歸鬱家。丁日昌撫蘇時，蘇州舊家散出古籍甚多，丁日昌以賤值巧取，持靜齋藏書，大率由此而來。 　　張蔭桓既貴，以出身自慚，讀書以外，亦以收藏知名，以期與扢揚風雅的翁同龢、潘祖蔭、李鴻藻、盛昱接席。其書齋名「百石齋」，藏王石穀畫百幅。《孽海花》第十九回，描寫莊稚燕助魚陽伯奪孤兒寡婦的王石谷「長江萬里圖」，魚以此圖贈莊稚燕之父，準備活動上海道，在天津巧遇金雯青一段情節，莊稚燕即張蔭桓之子張塏征；魚陽伯即魯伯陽；而金雯青為洪鈞。魯伯陽行巨賄得放上海道，事在光緒十九年十一月；而洪鈞奉召入總署進京，在十七年十一月，時間不符，但記張塏征謀畫一事，大致為事實。此為張蔭桓與丁日昌作風相似之處。 　　翁同龢與張蔭桓往來，牽涉到一個人，就是康有為。他第一次入京，在光緒十四年，其《自編年譜》記是年經歷雲： 　　九月游西山，時講求中外事已久，登高極望，輒有山河人民之感。計自馬江敗後，國勢日蹙，中國發憤，只有此數年閒暇，及時變法，猶可支援，過此不治，後欲為之，外患日逼，勢無及矣。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，常熟翁師傅同龢，徐桐有時名，以書陳大計而責之，京師譁然。值祖陵山崩千餘丈，乃發憤上書萬言，極言時危，請及時變法。黃仲弢編修紹箕；沈子培刑部曾植；屠梅君侍禦仁守，實左右其事。 　　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，祭酒素亢直，許之上。時翁常熟管監，以文中言及「馬江敗後，不復登用人才」，以為人才各有所宜，能言治者，未必知兵，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，時張佩綸獲罪，無人敢言，常熟恐以此獲罪，保護之不敢上。時適冬至，翁與許應騤，李文田同侍天壇，許李交攻，故翁不敢上。 　　「許李交攻」者，攻康有為。「故翁不敢上」句，疑「翁」字下脫一「益」字。康有為續記： 　　時鄉人許、李皆位侍郎，怪吾不謁彼。吾謂彼若以吾為賢也，則彼可來先我，我布衣也，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，何獨怪我？卒不謁，故見恨甚至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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