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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翁矛盾

大概在七月初，即已決定要造蘆漢鐵路，辦法是「兩頭並舉」，一頭漢口至信陽州，計長六百八十裡；一頭是蘆溝橋至正定，計長六百里，其餘次第接辦，最後造黃河鐵橋接軌。直隸這一頭有李鴻章主持，湖北這一頭則鄂督裕祿，顯難勝任，自以調張之洞來籌畫為宜。 　　這一來造成了李瀚章的機會，裕祿調為盛京將軍；張之洞由兩廣移湖廣；李瀚章則以漕督調粵督。此為利用之一，發生于翁同龢請假南歸，摒擋行裝之時。 　　翁同龢這種問心無愧態度，即因有其至親湯伯述一函，盡知「荒謬」之故。不過手腕還是李鴻章厲害，十五年正月十五，以海軍衙門主稿，與軍機處會奏，申複停辦鐵路一案，請交沿江沿海各省將軍督撫，各抒所見，臺灣巡撫劉銘傳，署理江蘇巡撫黃彭年，大致支持津通路，而兩廣總督張之洞主緩辦津通，改為自蘆溝橋起，經河南達於漢口。李鴻章始而不悅，從而贊成，是因為張之洞的主張，大可利用之故。 　　二十一日：李相來送並贈行，不能卻。辰初登岸至吳楚公所，李相率司道各官畢集。出至廳事，李相等跪安，敬答曰：「回京代奏。」（立在下首） 　　贈行之數必不少。丁寶楨每回進京述職，李鴻章都為他準備一萬現銀，以備打點，則為翁同龢「贈行」，縱無一萬，亦當有五千。所謂「不能卻」，則以津通鐵路的抵牾，倘堅辭不受，彷佛仍將與之為難。但此行大有所獲，則畢竟是事實。 　　另一方的事實是，李鴻章修津通鐵路的一筆爛帳，已經解決。翁同龢以戶部尚書的立場，複有「管部大學士」閻敬銘的督促，反對津通修路，持之有故。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記： 　　得湯伯述函，備言辦鐵路者之荒謬借洋債。 　　又十五年正月初六日記： 　　得伯述函，合肥以鐵路事頗訕誚，餘置之不足道矣。 　　利用之二是津通路所借洋債，有了清償的機會；八月初六日海軍衙門奏複修造蘆漢路一案，首先表明「不敢固執成見，津通鐵路應即暫行緩辦」，但必須先有善後之策；易言之，欲辦蘆漢路，以了結津通路的債務為前提，而「事非辦理不善，亦無可著落追賠」，勢非動用官款不可。 　　津通路只修成天津經塘沽、蘆台以至閻莊一段，但所借洋款已一百二十余萬兩，以五厘行息。此款籌還的辦法是，招商局有各省官款五十七萬，請盡數提用，李鴻章稱為「以公濟公」。不敷之數，延長海防捐一年，由各省藩司將報捐款項，直接解交海軍衙門，並諮吏部戶部備案。 　　至於蘆漢路，長三千餘裡。據李鴻章的估計，所需費用如下： 　　一、雙軌占地寬七尺，每一裡路占地六十畝，每畝地價約二十三、四兩。總計約需四百二十余萬兩。 　　二、造價每裡合銀七千三百十二兩，三千里計需費約兩千兩百萬兩。 　　三、沿路路越直隸、河南、湖北三省河流二十六條，寬或十餘裡，狹或兩三裡，其餘小河支港尚不在內，造橋經費每座自十余萬至五、六萬不等，估計最少需銀三千萬。 　　以上總數五千六百余萬兩。籌款之法，以「商股」、「官帑」、「洋債」三者並行。但實際上李鴻章初步所著眼的，只是官帑。 　　故在結論中說： 　　總之，鐵路為今日利國利民之大端，經臣衙門與各疆臣反復推求，實已無義不搜，無微不至，今緩議津通而先辦漢口、蘆溝，兩頭並舉，四達不悖，以為經營全域之計，循序漸進之基，庶幾有益於國，無損於民，事出萬全，決可毅然興辦。倘蒙聖心審定，應請簡派公正廉明、熟悉洋務之重臣，召集公司，嚴定章程，妥為經畫。漢口距信陽州六百八十裡，蘆溝距正定六百里，無論或借或撥，應先集款一千萬兩，俾令勘路定料，庶免停工待款。 　　奏上，旨派李鴻章、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妥籌開辦。並派直隸按察使周馥，河道潘峻德，隨同辦理。 　　廷臣中自亦有不以造蘆漢路為然者，通政使黃體芳上疏，謂造鐵路不可借洋債以自累；禦史中亦有言黃河鐵橋難成者。而醇王持之甚堅；因為造蘆漢路雖似不急之務，但海軍購艦，頤和園待修工程，非有鉅款接濟不可，先籌一千萬兩，便可暫時挪用，以濟眉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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