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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拾清流的一條毒計(2)

「乞病」云云，系張佩綸與李鴻藻之所計議，猶是表面文章，張與李鴻章的密約李鴻藻未必深知。清流主將被禍，早有徵兆。寶廷前兩年典試福建，歸途於富春江上納江山船女為妾，到京覆命後，即具奏自劾，得以解任，此即見機之舉。張佩綸為盛昱所劾，不獲咎歉，反蒙恩命，當時有兩個處置辦法，一為效寶廷之自劾；一為先遵朝旨，到福建有所表現後，急流勇退。當時系採取後一辦法，不意時局中變，難遂初志，故有「深悔」之語。其實此亦表面文章；下兩段不啻自承其此行之兩大打算： 　　「法初以埃及之事誘我言和，以折英焰；今複挑釁責言，意在多獲利益。但合肥必大為言路攻詆，恪靖從而和之，必受奇窘。然朝局紛紛，至樞譯二十人，發言盈庭，政出多門，殆不可戰，戰則必敗也。以此深憂過計，恐釀成大患，又不僅一人之出處進退矣。閩海殆不能戰，廈門尤不能守；然閩止一隅耳，勝負得失，猶第二義也。」 　　此言法亦願和，目前姿態，不過「意在多獲利益」，正須以交涉手段使不致大損利益。「樞譯」系並軍機、總署而言，和戰大計有資格發言者，計二十人之多，政出多門，決不能戰；和則左宗棠必附和言路，對李鴻章大加攻擊。此即所謂「戰難，和亦不易」。末段更為明顯，為免釀成大患，甘作犧牲，不計一人之出處進退；至於為保全大局，不計福建一隅之地得失之論，則棄守亦為早定之策，故「先讓法為救急之計」之電一到，張佩綸即照策而行，毫無瞻顧。 　　「鄙人請抽練局船，寄諭以海防尚未解嚴，屬商之各督撫。不知局船散在各省，嗜好賭博，百弊叢生，各省用以應差轉運，養而不教；商之疆吏，則船主必求緩頰，不願來閩。此事鄙人尚任勞怨之舉，而樞府代為解環，思之轉喜。然分防之十四艘，沿途已閱其七，浙船兩艘，不日即來，惟金陵五艘，委之伯潛 （陳寶琛），正無事過於沾滯矣。」 　　至福建整頓船政局所轄的兵輪，始是張佩綸到福建的主要工作。其時有十四艘「局船」分駐各省，張佩綸建議調回福建整訓，而軍機處並不支持；張佩綸不敢表示不滿，而以「思之轉喜」為反諷。最後言兩江五艘歸陳寶琛指揮，「無事過於沾滯」，意謂明知法艦不會攻長江，徒以備戰之名，留此五船不遣，不切實際。 　　七月初三馬尾之役，法國海軍擊沉揚威等七艦，轟毀船廠，參將高騰雲等戰歿，張佩綸敗得很狼狽。時人述此役大概，謂「張星使登高而望，見各船之均投灰燼也，跣而走鼓山后，忙忙如喪家犬，言之一何可哂！」福建京官潘炳年等聯名嚴劾張佩綸，謂部將「緝引港奸民請辦，竟置不理」；「迨各將請戰，又以朝旨禁先發為諭」；「身為將帥，並未嘗登輪船，聚十一艘于馬江，環以自衛，各輪船管駕，迭陳連鑒之北，斥之，入白開戰之信，又斥之」，凡此皆足證張佩綸是非常忠實地在執行李鴻章的指示，「讓法為救急計」。 　　潘炳年原疏中，一段最可注意： 　　證以外間風聞，張佩綸特與其黨援之人，私函電致，「閩船可燼，閩廠可毀，豐潤學士必不可犯」之語。 　　此「黨援之人」即謂李鴻章。但張佩綸狼狽遁走後，潘炳年等謂其「敗匿山間，以請旨逮罪為詞，實則置身事外」，則非事實，張佩綸如為無擔當之人，不足邀李鴻章的賞識。事實上馬尾敗後的善後事宜，系由張佩綸所主持。是月底張佩綸致李鴻藻函雲： 　　「鄙屢承電旨，度不能遽逮。左、楊未必速來（無炮，來亦無用）；何、張均有去志（不去亦無用，何筱宋被民間將督署大門撤去）。念守廠不如守門，門戶不完，法如再入，廠亦難守。故十六往勘一次，廿五又往勘一次，擬在金牌山穴地為台，用牛皮濕被堆疊，安炮四尊，約須半月可成，派遊擊張成守之，再於距廠十餘裡之員山 （有戚少保舊台）置炮，夾河而守，下布水雷，作第二重門戶。佈置止能如此，苦於將佐乏人，炮械俱劣，恐仍勞而無功。在閩一日，則盡一日之心而已。」 　　其時朝旨已派左宗棠為欽差大臣，督辦福建軍務：左系大將楊昌浚為閩督，左、揚非即時可至，而閩督何璟、閩撫張廷棟，亟亟求去；主持防務之重責，落在張佩綸頭上，以曾受巨創之人，居然能從容部署，不可謂之為缺乏責任心，但由此亦可反證，在此期間，置防務於不問，非不能也，乃不為也。「不為」即為執行李鴻章的指示。 　　張佩綸複為死事諸將敘功，奏摺中有一段雲： 　　「李長寅死事於閩洋，而其部將邱良功等，卒平海盜；曾國藩初覆師於湖口，而其後遂為中興第一功臣，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復，抑亦天心之草昧艱貞。」 　　此即諧聯中之所謂「論功」，朝士皆謂其「措詞之妙，不可言喻」。李長寅為嘉慶朝水師名將，剿海賊蔡牽時，以總督阿林保欲諱敗冒功而李長寅不可，因而極力排擠，李長寅不當戰而戰，陣亡封伯爵。此為張佩綸隱攻何璟、張廷棟。 　　咸豐四年，湘軍水師大破太平軍于田家鎮，前鋒直薄湖口，駛入鄱陽湖，太平軍封其歸路，夜襲曾軍，火燒坐船，水師大亂，曾國藩幾於不免。張佩綸引喻其事，則竟是以曾侯自命。倘使得意，亦自有一番將略展布，甲午之役必不致敗得如此之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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