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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王被黜

　　光緒十年甲申，慈禧太后五旬萬壽。是年三月，朝局發生大翻覆，全班出樞，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來，從未有過這樣的例子。

　　翁同龢身在局中，而日記中於此事不識廬山真面。

　　三月初四日：恭邸述惇邸語請旨，則十月中進獻事也，極瑣細，極不得體。慈諭謂本可不進獻，何用請旨？且邊事如是，尚顧此耶？意在責備，而邸猶剌剌不已，竟跪至六刻，幾不能起。

　　三月初五日：比入，仍申昨日之諭。兩邸所對皆淺俗語，總求賞收禮物，垂諭極明，責備中有沉重語，略言「心好則可對天，不在此末節以為盡心也。」臣越次言，惇親王、恭親王宜遵聖論，勿再瑣屑，兩王叩頭匆匆退出，天潢貴胄，親藩重臣，識量如此。

　　「兩邸」謂惇、恭兩王，是日惇王與軍機同進見，苦求賞收十月萬壽進獻禮物。媚慈禧如此，可知其獨裁大政，地位已異常穩固；而恭王猥屑如此，不復見絲毫英氣，則慈禧之逐之出軍機，不為過苛。

　　三月初八日：今日入對時，論及邊方不靖，疆臣因循，國用空虛，海防粉飾，不可以對祖宗。臣等慚懼，何以自容乎？退而思之，沾汗不已。

　　三月初九日：巳正，皇太后親臨壽莊公主府賜奠，無起。

　　三月初十日：頭起匆匆退，而四封奏皆未下。二起三刻多，竊未喻也。昨日皇太后在公主府傳膳（醇王進），還宮酉初二刻矣。

　　「頭起」為軍機。定例：每日召見、必以軍機為首。「二起」則單獨召見醇王，談至將及一小時；而前一日在壽莊公主府必又召見醇王，全班出樞之事，即定於此兩日。

　　三月十一日：發兩封奏，而盛昱一件未下，已四日矣，疑必有故也。

　　三月十二日：凡五起，而前日封事總未下，必有故也。

　　是日召見，頭起軍機；第三起孫毓汶、烏拉布，奉旨赴湖北審案，臨行請訓；第四起又為醇王。而另有「大起」，翁同龢竟一無所知。

　　本來清朝政令之必出於軍機，猶如唐朝之政令必出於「中書」、「門下」，久成定制，自「辛酉政變」創一越過軍機，特召大學士、六部，宣示朱諭，褫奪軍機職權的特例後，君權遂無可制衡。三月十三日慈禧即運用此一方式，命大學士、尚書「遞牌」，以「欽奉懿旨」的名義，宣示恭親王等誤國之罪，處分如下：

　　一、恭親王奕欣、大學士寶鋆，入直最久，責備宜嚴，姑念一系多病，一系年老，奕欣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，賞食親王全俸，開去一切差使，家居養疾。寶鋆著原品休致。

　　二、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，內廷當差有年，祇為囿於才識，遂致辦事竭蹶；兵部尚書景廉，祇能循分供職，經濟非其所長，均著開去一切差使，降二級調用。

　　三、工部尚書翁同龢，甫直樞庭，適當多事，惟既別無建白，亦不無應得之咎，著加恩革職留任，退出軍機處，仍在毓慶宮行走，以示區別。

　　軍機五大臣，處置分三等，以翁同龢「革留」為最輕，此亦由於「樸園路線」之功。

　　同日又有上諭，別簡禮親王世鐸、戶部尚書額勒和布、閻敬銘、刑部尚書張之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。翌日複有懿旨：「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，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，俟皇帝親政後再降諭旨。」自咸豐十一年以來，恭王當政二十三年之久，至此告一結束。大權轉移至醇王手中，而實際主持軍機處者，一為孫毓汶；一為閻敬銘；一為日後奉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的刑部右侍郎許庚身。禮王及額勒和布、張之萬，隨班進退而已。

　　甲申三月之變，翁同龢雖退出軍機，但其地位及影響力，明消暗長，南派勢力的重興，已初露徵兆。其有利於翁同龢及南派者，有如下兩種潛而不顯的關鍵性因素：一是醇王對翁同龢的好感仍然存在；二是清流過於囂張，慈禧及醇王等頗起反感，已由孫毓汶策定打擊清流的計畫。清流代表北派勢力，所以打擊清流，無異為南派作先驅。

　　造成這一次朝局大翻覆的原因甚多，而掀起這一場大翻覆的有關各方面，動機各不相同。深入分析，須從慈禧談起。

　　慈禧對恭王不滿已久。揆其動機，確是出於奮發圖強之一念，在她的想法，要在撤簾以前，弄出一個比較像樣的局面，讓皇帝親政後，能有所作為；在她自己亦可頤養天年。但恭王英氣已銷，而二十三年當政，積弊已深，有他在位，欲求銳意革新為不可能之事，所以毅然決然，連根拔起。

　　其次，慈禧對李鴻藻一向優遇，而清流言事激切，且有迫在上者不得不從之勢，此為慈禧所不能容忍。而欲除清流，又非先逐清流恃之為奧援的李鴻藻不可。至於景廉，則為李鴻藻的陪襯；翁間龢因「連根拔」之故，不得不加以犧牲。

　　在醇王，靜極思動，久已想取恭王而代之，此為遠因；近因則醇王主戰，不滿恭王之一味沖淡局勢的嚴重性。據李宗侗在「李鴻藻先生年譜」中說，三月十四日罷黜恭王的上諭，為其門客趙某所擬，備之已久。其言恐不盡確，此上諭應是孫毓汶在赴湖北查案前所擬。

　　在孫毓汶，擁醇王掌握政權，則因其為「皇帝本生父」的特殊身分，不便公然出面；則在軍機處的代表，即非孫莫屬。除了求個人速化的積極因素以外，還有一個修怨的消極因素。翁同龢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記：

　　僧邸參孫毓汶不遵調遣，請革職枷示，發新疆。奉旨免其枷號，即革職發新疆。詞臣居鄉，乃被斯議，亦奇矣哉。

　　「僧邸」即僧格林沁，當時因英法聯軍內犯，主持京畿防務；孫毓汶在籍辦團練，不遵調遣，故為所劾。據金梁在「近世人物志」中記：「孫之獲咎，實因恭邸惡其抗捐，詳見本傳，故旋即以輸餉開複」。所言不謬。恭王一直輕視孫毓汶，亦為事實。有此嫌怨在，則孫毓汶如有機會，能傾恭王，自必全力以赴。

　　至於此案之發難者盛昱，在光緒初年以天潢貴胄而清班名士，聲華藉藉。日本漢學家內藤虎次即作「意園懷舊錄」，推崇甚至，謂「其一身未必不系乎國運，當時學術賴其主持」，獎許雖不免過當，但盛昱確為賢者，以受人利用，劾恭王而致朝局之大翻覆，且後來並未居上，悔恨交並，竟鬱鬱以終，實不能不為斯人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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