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達書庫　>　高陽　>　翁同龢傳　|　上頁　下頁
清議與清流

　　清議出於清流，清流出於高級智識分子的翰（林院）、詹（事府）、科（六科給事中）、道（各道監察禦史）。同光之有所謂「中興」，清流之功不可沒；再往上溯源，則咸豐戊午科場案以後，試場關防嚴密，考官恐罹重刑，亦多潔身自好，因而真才不致埋沒。同治六科，凡點翰林者，學問俱有可觀；光緒初年各科，亦複如此。追原論始，未始非肅順力主殺柏葰之功。

　　清議之見重，始於同光之交，於是清流聲勢，日盛一日。至沈桂芬歿後，清流在李鴻藻維持之下，放言高論，漸形跋扈。其時翁同龢個人雖具清望，但與清流中人，只有個別的私誼，並無黨同的成見。因為如此，得免於清流之禍；是則雲南報銷案，清流因王文韶而連帶不滿翁同龢，抨擊其處理此案，旨在「銷彌」，可說「塞翁失馬，未始非福」。

　　清流之禍起于張佩綸，此人才氣縱橫，且躁進急功而又自信過甚。他在李鴻藻門下，與張之洞之一味獻媚于李鴻藻者，志趣大不相同。張之洞之一切作為，都是為了獵官；張佩綸則確有經世治國的大志，先想輔佐李鴻藻成一番事業，後來看李鴻藻不能有大作為，轉移目標與李鴻章相結納。

　　如果說政治上亦有「孽緣」，那就是張佩綸之與李鴻章了。其時李鴻章的聲名，已頗為正人君子所疾首，如包庇盛宣懷招商局舞弊案等，情節遠較雲南報銷案為嚴重，宜應為清流所劾，而張佩綸竟無一言，此即是「孽緣」。

　　張、李二人互相欣賞，亦相互利用。李鴻章與張佩綸之父印塘有舊，故以年家子視張佩綸。當洪揚亂平後，李鴻章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；及至淮軍代湘軍而興，李鴻章遂漸有尾大不掉之勢，而環顧部下，無人可以接替他綜領全域；而且李鴻章禦將，不能如曾國藩之以德服人，他怕諸將「合而謀我」，一向採取製造矛盾、操縱矛盾的手法，故諸將皆面和心不和，倘拔一人為首，必起內哄。

　　至於找替手，亦有好些條件，第一是資格；第二是才具；第三是對李鴻章個人的忠誠。而合此三條件者，惟有張佩綸。

　　張佩綸與李鴻章關係的密切，可由署理直督張樹聲奏請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，而反為張佩綸所劾一事見之。拉攏張佩綸之謀，出於張樹聲之子張華奎，作用在結各翰林以自固，俾得真除直督。

　　張華奎的外號甚奇，也很刻薄。原來當時以「青牛」諧音「清流」，有「牛頭」、「牛腰」、「牛背」、「牛尾」等號，「牛頭」當然是李鴻藻，張佩綸、張之洞、陳寶琛、寶廷四人，所謂「翰林四諫」是四條「牛腿」；張華奎為清流奔走而還不夠清流的資格，所以稱之為「清流靴子」，或者「青牛靴子」。

　　以張華奎的外號來看，其人似乎很不堪，實際上不然，此人後來居官有政聲；在當時亦頗為翁同龢所稱許，如雲南報銷案王文韶處分確定之翌日，即光緒九年六月廿三日記：

　　張藹青來辭行，談越事，深詆○○偏執畏葸。其尊人頗有為，而苦粵東之空虛，甚為難。

　　上引日記中的兩圈，為塗去之兩字，必是「合肥」，李鴻章以海防不足，懾于法國公使之強橫，對越南宗主權之爭，力主退讓。「其尊人」者張樹聲，奉命回粵督本任，直督仍授服母喪未滿的李鴻章。

　　張華奎的深詆李鴻章，以及翁同龢之稱之為「正派」，固不無恩怨派系的成分在內，但大致而言，張佩綸的作風，其霸道不講理之處，較之左宗棠有過之無不及。

　　黃秋嶽「花隨人聖庵摭憤」，曾記其事，頗為詳細，惟於年月前後，人物存亡，間有未篩，其述張之洞幕友趙鳳昌，聞諸張之洞之言雲：

　　法越事起之前，合肥丁內艱，奪情回籍，守制百日，朝廷以合肥統北洋淮軍，即命向隸淮軍之張樹聲署直督以鎮率之。其子藹青，在京專意結納名流，為乃翁博聲譽，此時即奏請豐潤幫辦北洋軍務，忽為言官奏劾，疆臣不得奏調京僚，豐潤仍留京，因而怨樹聲之調為多事，樹聲甚恐，頗慮其挾恨為難，非排去不安。然豐潤恃高陽，又非先去高陽不可，藹青即多方慫恿清流，向盛伯熙再三遊說，彈劾樞臣失職，伯熙為動，乃不意並樹聲亦論列之，此則非藹青所料。

　　豐潤即張佩綸，時官左副都禦史。張樹聲謀奏調張佩綸絜辦軍務，以張聲勢，事或有之；所謂張樹聲「頗慮其挾恨為難，非排去不安」云云，則全非事實。盛伯熙（昱）劾樞臣失職，在甲申 （十年）三月，而張樹聲於前一年六月，已奉旨回粵督本任。至謂甲申三月之變，為欲排去李鴻藻更大謬不然。

　　黃秋嶽又另記祁寯藻曾孫景頤所談雲：

　　光緒初，常熟為帝師，時二張（南皮、豐潤）奔走于高陽，頗攻擊吳江（沈文定）、江和（王文勘）。王為沈辛亥浙江鄉試門生，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勢。甲申三月事，實起于清流，李文忠丁母憂奪情未起，張靖達 （樹聲署直督），其子華奎小有才略，向附清流，與二張稔，方謀請以豐潤幫辦北洋軍務，外間傳聞豐潤已首肯，而為南派所懾，於是有致高陽書，中有「某忝值赤墀，豈疆吏所能乞請？若臨以朝命，亦必堅辭。」合肥旋回任，其事乃寢，華奎乃草一疏底，以豐潤曾保唐徐，時法越事起，唐徐敗退為舉非其人，且詞連高陽，因王仁東達於祭酒，祭酒乃更易其詞，嚴劾全樞。正值慈甯不愜恭邸，與醇邸議，而有大處分之下。外傳孫濟甯預其事，諭旨即出其手，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，早出都門矣。常熟同罷，而留書房，亦頗有人言，翁亦知其事也。

　　張樹聲父子思羅致張佩綸，固亦出於敬重之意，不意張佩綸不特不領情，且以惡言相向，因而成隙；在張樹聲父子雖為自取其辱，但張佩綸之所為，實嫌過分，張華奎之思報復，無怪其然，但與甲申三月朝局之大翻覆為兩件事。就此一節而論，謂「豐潤已首肯，而為南派所懾」，殊失真相。

　　當張樹聲署直督時，正雲南報銷案起，王文韶被議，南派毫無作為。至翁同龢與張樹聲，因翁同書的關係，成為世交；翁稱張華奎為「世兄」，情分如此，則張樹聲欲奏調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，唯當促成，不當反對，方合情理。

　　然則張佩綸何以有此不情之舉？主要的原因，即由於張佩綸已與李鴻章達成衣缽授受之約，張佩綸為了照顧李鴻章在北洋的利益，亦就是他自己將來的出路，不得不打擊張樹聲。

　　李鴻章與張佩綸的關係，在當時極其隱秘，即後世亦少有人發其覆；張華奎不明個中情由，欲引張佩綸以自重，大有取代李鴻章在北洋的地位之勢，致遭大忌。至於張佩綸，則為了怕引起李鴻章的猜疑，以為他迫不及待而有「賣友求榮」之意，故有此舉，藉以向李鴻章表明心跡。
學達書庫(xuoda.com)
上一頁 回目錄 回首頁 下一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