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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議與清流


  清議出於清流,清流出於高級智識分子的翰(林院)、詹(事府)、科(六科給事中)、道(各道監察禦史)。同光之有所謂「中興」,清流之功不可沒;再往上溯源,則咸豐戊午科場案以後,試場關防嚴密,考官恐罹重刑,亦多潔身自好,因而真才不致埋沒。同治六科,凡點翰林者,學問俱有可觀;光緒初年各科,亦複如此。追原論始,未始非肅順力主殺柏葰之功。

  清議之見重,始於同光之交,於是清流聲勢,日盛一日。至沈桂芬歿後,清流在李鴻藻維持之下,放言高論,漸形跋扈。其時翁同龢個人雖具清望,但與清流中人,只有個別的私誼,並無黨同的成見。因為如此,得免於清流之禍;是則雲南報銷案,清流因王文韶而連帶不滿翁同龢,抨擊其處理此案,旨在「銷彌」,可說「塞翁失馬,未始非福」。

  清流之禍起于張佩綸,此人才氣縱橫,且躁進急功而又自信過甚。他在李鴻藻門下,與張之洞之一味獻媚于李鴻藻者,志趣大不相同。張之洞之一切作為,都是為了獵官;張佩綸則確有經世治國的大志,先想輔佐李鴻藻成一番事業,後來看李鴻藻不能有大作為,轉移目標與李鴻章相結納。

  如果說政治上亦有「孽緣」,那就是張佩綸之與李鴻章了。其時李鴻章的聲名,已頗為正人君子所疾首,如包庇盛宣懷招商局舞弊案等,情節遠較雲南報銷案為嚴重,宜應為清流所劾,而張佩綸竟無一言,此即是「孽緣」。

  張、李二人互相欣賞,亦相互利用。李鴻章與張佩綸之父印塘有舊,故以年家子視張佩綸。當洪揚亂平後,李鴻章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;及至淮軍代湘軍而興,李鴻章遂漸有尾大不掉之勢,而環顧部下,無人可以接替他綜領全域;而且李鴻章禦將,不能如曾國藩之以德服人,他怕諸將「合而謀我」,一向採取製造矛盾、操縱矛盾的手法,故諸將皆面和心不和,倘拔一人為首,必起內哄。

  至於找替手,亦有好些條件,第一是資格;第二是才具;第三是對李鴻章個人的忠誠。而合此三條件者,惟有張佩綸。

  張佩綸與李鴻章關係的密切,可由署理直督張樹聲奏請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,而反為張佩綸所劾一事見之。拉攏張佩綸之謀,出於張樹聲之子張華奎,作用在結各翰林以自固,俾得真除直督。

  張華奎的外號甚奇,也很刻薄。原來當時以「青牛」諧音「清流」,有「牛頭」、「牛腰」、「牛背」、「牛尾」等號,「牛頭」當然是李鴻藻,張佩綸、張之洞、陳寶琛、寶廷四人,所謂「翰林四諫」是四條「牛腿」;張華奎為清流奔走而還不夠清流的資格,所以稱之為「清流靴子」,或者「青牛靴子」。

  以張華奎的外號來看,其人似乎很不堪,實際上不然,此人後來居官有政聲;在當時亦頗為翁同龢所稱許,如雲南報銷案王文韶處分確定之翌日,即光緒九年六月廿三日記:

  張藹青來辭行,談越事,深詆○○偏執畏葸。其尊人頗有為,而苦粵東之空虛,甚為難。

  上引日記中的兩圈,為塗去之兩字,必是「合肥」,李鴻章以海防不足,懾于法國公使之強橫,對越南宗主權之爭,力主退讓。「其尊人」者張樹聲,奉命回粵督本任,直督仍授服母喪未滿的李鴻章。

  張華奎的深詆李鴻章,以及翁同龢之稱之為「正派」,固不無恩怨派系的成分在內,但大致而言,張佩綸的作風,其霸道不講理之處,較之左宗棠有過之無不及。

  黃秋嶽「花隨人聖庵摭憤」,曾記其事,頗為詳細,惟於年月前後,人物存亡,間有未篩,其述張之洞幕友趙鳳昌,聞諸張之洞之言雲:

  法越事起之前,合肥丁內艱,奪情回籍,守制百日,朝廷以合肥統北洋淮軍,即命向隸淮軍之張樹聲署直督以鎮率之。其子藹青,在京專意結納名流,為乃翁博聲譽,此時即奏請豐潤幫辦北洋軍務,忽為言官奏劾,疆臣不得奏調京僚,豐潤仍留京,因而怨樹聲之調為多事,樹聲甚恐,頗慮其挾恨為難,非排去不安。然豐潤恃高陽,又非先去高陽不可,藹青即多方慫恿清流,向盛伯熙再三遊說,彈劾樞臣失職,伯熙為動,乃不意並樹聲亦論列之,此則非藹青所料。

  豐潤即張佩綸,時官左副都禦史。張樹聲謀奏調張佩綸絜辦軍務,以張聲勢,事或有之;所謂張樹聲「頗慮其挾恨為難,非排去不安」云云,則全非事實。盛伯熙(昱)劾樞臣失職,在甲申 (十年)三月,而張樹聲於前一年六月,已奉旨回粵督本任。至謂甲申三月之變,為欲排去李鴻藻更大謬不然。

  黃秋嶽又另記祁寯藻曾孫景頤所談雲:

  光緒初,常熟為帝師,時二張(南皮、豐潤)奔走于高陽,頗攻擊吳江(沈文定)、江和(王文勘)。王為沈辛亥浙江鄉試門生,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勢。甲申三月事,實起于清流,李文忠丁母憂奪情未起,張靖達 (樹聲署直督),其子華奎小有才略,向附清流,與二張稔,方謀請以豐潤幫辦北洋軍務,外間傳聞豐潤已首肯,而為南派所懾,於是有致高陽書,中有「某忝值赤墀,豈疆吏所能乞請?若臨以朝命,亦必堅辭。」合肥旋回任,其事乃寢,華奎乃草一疏底,以豐潤曾保唐徐,時法越事起,唐徐敗退為舉非其人,且詞連高陽,因王仁東達於祭酒,祭酒乃更易其詞,嚴劾全樞。正值慈甯不愜恭邸,與醇邸議,而有大處分之下。外傳孫濟甯預其事,諭旨即出其手,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,早出都門矣。常熟同罷,而留書房,亦頗有人言,翁亦知其事也。

  張樹聲父子思羅致張佩綸,固亦出於敬重之意,不意張佩綸不特不領情,且以惡言相向,因而成隙;在張樹聲父子雖為自取其辱,但張佩綸之所為,實嫌過分,張華奎之思報復,無怪其然,但與甲申三月朝局之大翻覆為兩件事。就此一節而論,謂「豐潤已首肯,而為南派所懾」,殊失真相。

  當張樹聲署直督時,正雲南報銷案起,王文韶被議,南派毫無作為。至翁同龢與張樹聲,因翁同書的關係,成為世交;翁稱張華奎為「世兄」,情分如此,則張樹聲欲奏調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,唯當促成,不當反對,方合情理。

  然則張佩綸何以有此不情之舉?主要的原因,即由於張佩綸已與李鴻章達成衣缽授受之約,張佩綸為了照顧李鴻章在北洋的利益,亦就是他自己將來的出路,不得不打擊張樹聲。

  李鴻章與張佩綸的關係,在當時極其隱秘,即後世亦少有人發其覆;張華奎不明個中情由,欲引張佩綸以自重,大有取代李鴻章在北洋的地位之勢,致遭大忌。至於張佩綸,則為了怕引起李鴻章的猜疑,以為他迫不及待而有「賣友求榮」之意,故有此舉,藉以向李鴻章表明心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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