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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乃武案(2)

光緒二年正月，翁同龢調戶部，而此案與翁家未脫關係。翁同龢之侄翁曾桂，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，接辦此案。原來令胡瑞瀾覆審之旨到浙後，案外生案，死了一個重要證人錢寶生。此人之死，則半為楊乃武所造成。 　　當楊乃武不堪苛刑，決定誣服時，尚須有一段無中生有的情節，始能成獄。在此以前，小白菜亦因刑求誣認楊乃武授與砒毒，謀斃本夫；因而府審時追究砒毒來歷，楊乃武記起赴杭州鄉試時，路經倉前地方，在一家愛仁堂藥鋪小坐，店東姓錢，因而供認在愛仁堂向錢寶生購紅砒毒鼠。於是杭州府知府陳魯飭劉錫彤回縣傳訊錢寶生賣砒情由。「光緒政要」記此段經過雲： 　　劉錫彤恐其畏累不認，當懇府署幕友，倉前人訓導章掄香致函錢寶生，囑其到案供明，不必害怕。及錢寶生到縣，供無其事，且稱名喚錢坦，並無寶生名字。劉錫彤給閱章掄香書信，又向開導，誓不拖累，令其退下思想。適錢寶生之弟錢愷，聞伊兄犯案，素諗陳竹山與劉錫彤熟識，央其代達誣扳冤情。 　　陳竹山遂偕錢愷進縣，甫至門房，探知劉錫彤已在花廳訊供，不便謁見，向門丁沈彩泉索閱楊乃武供單，正值錢寶生退出花廳門外，陳竹山趨問，錢寶生訴說縣官強令承認賣砒，陳竹山詐述楊乃武供詞，並稱買砒毒鼠，不知害人，不過枷責罪名，勸其盡可應承。錢寶生依從，隨照楊乃武所供，出具賣砒甘結。劉錫彤恐錢拖累，寫給「無干」諭單，未令錢寶生與楊乃武質對，僅將其甘結送府，陳魯即據縣訊甘結定案。 　　錢楊未曾對質，為刑部所駁情節歧異之一。奉旨覆審，自當傳訊錢寶生。此案已通國皆知，在杭州府更是家喻戶曉，錢寶生恐到案後，不說實話則不容於鄉里；翻供則必受拷掠，彷徨無計之下，竟致自裁。而其家人又不敢實報，因為自殺例須驗屍，而錢寶生則為欽命案中的關鍵人證，倘或驗屍，必遭留難劫制，勢必人亡繼以破家。 　　在此同時，浙江紳士江樹屏等，遣抱告至京，以覆審疑獄，跡涉回護，赴都察院呈控。奉旨提交刑部，秉公審訊。翁曾桂即為奉派的承審官之一。 　　光緒二年四月，小白菜及楊乃武，先後由浙江巡撫楊昌浚派員押解到京，刑部審問多次，發現癥結在葛品蓮是否被害？倘為中毒而死，則楊乃武、小白菜雖未下毒，當另有下毒之人，此人何在？因而奏請提驗，上諭著楊昌浚將劉錫彤解任，連同葛品蓮屍棺，一併解部，「傳令劉錫彤跟同檢視，以成信讞。」這是當年九月間事。 　　十一月十七日，葛品蓮屍棺到京，厝置於朝陽門外海會寺。其時各地流言紛紛，說有訟師設計，盜易屍首；是故葛品蓮屍棺由陸路解送時，所經各縣，以此為欽命要案，無不謹慎將事，入境出境，均派人護送，屍棺並加封條。隨後劉錫彤亦抵京赴刑部待質，自恃年老，咆哮萬狀，錄供時大喝司官糊塗，謂「奉旨來京，督同檢驗，非來就鞫」。但他的門丁沈彩泉畏罪情虛，直供如何捏詞誣栽。劉錫彤怒不可遏，上前奮拳相毆。翁曾桂自然叱斥阻止，劉錫彤摘下大帽子往地上一擲，表示「我已拚老命了，你們參革我，隨便處置我好了。」以後再問他話，他就瞠目不答了。 　　十二月初九，在海會寺開棺覆驗。消息一傳，轟動九城，觀審者人山人海。由刑部「滿漢六堂」，及為刑部官吏稱之為「八大聖人」的「秋審處總辦」司官八員會審。事先將順天府所屬二十四縣的仵作，全數傳齊，開棺檢骨，骨質發黑，疑莫能明。最後用堂官的藍呢後檔車，將刑部已退休的一名八十餘歲老仵作接了來。此人取顋門骨一塊，映日照看，斷言是病死，而非毒死。表面發黑是黴斑，內中仍然瑩白。司官、堂官分別親驗，果如所言。 　　覆奏後得旨：「所有相驗不實之余杭縣知縣劉錫彤，即行革職，著刑部提集案證，訊明有無故勘情弊，及葛品蓮是何病致死，葛畢氏業因何誣認各節，按律應擬具奏。」刑部的原意，擬將此案的責任範圍縮小，而清議大為不滿，江南道禦史王昕折參楊昌浚、胡瑞瀾「瞻徇欺罔，予以重懲」，其中打動兩宮及恭王的兩句話是：「大臣倘有朋比之勢，朝廷不無孤立之憂」，因降嚴旨：「著刑部澈底根究，以期水落石出，毋稍含混。楊昌浚、胡瑞瀾等應得處分，俟刑部定案時，再降諭旨。」原來自洪楊平後，督撫漸同唐朝末年的藩鎮，政局有外重內輕之勢，沖主甫立、兩宮垂簾，此是所謂「孤兒寡婦」的局面，兩宮及親貴乃有借此裁抑督撫以收權的想法。 　　楊乃武、小白菜之冤雖得白，而刑部兩尚書之處置，則頗為清議所抨擊，如越縵堂日記雲： 　　自海會寺覆驗後，冤誣大白，稍有識者，無不切齒胡、楊，思食其肉，而刑部尚書桑春榮耄而庸鄙，欲見好於外官，又覬楊昌浚之書帕，必欲從輕。比屬司官研訊楊乃武、葛畢氏，強其自伏通姦罪。尚書皂保輕而妄，以劉錫彤為大學士寶鋆鄉榜同年，亦欲右之，時貨藥者錢寶生之母，及佐肆者，皆以質賣砒霜有無，羈刑部獄，今驗葛品蓮實病死，於是司官白皂保，可先鋒二人，亦不詳。 　　適丁寶楨以川督入覲，聞覆驗得實狀，大怒，揚言於朝曰：「葛品蓮死已踰三年，毒消則骨白，此不足定虛實也。」於是湖北湖南人以胡揚同鄉也，合而和之。桑春榮大懼。丁寶楨又面斥桑曰：「此案何可翻？今真憒憒，將來外吏不可為矣。」桑益懼。侍郎袁保恒、紹祺頗持之，不能奪也。 　　因為如此，乃有王昕一疏。王疏出於其姻親邊寶泉之手，邊為首先要求由刑部提審之人，此時不便再言，因囑王昕出面。 　　由李慈銘所記，可知此案的政治意味極濃，其中有內外之爭，言路與樞府之爭，以及地方士紳及京官，與本省大吏之爭——楊昌浚為左宗棠嫡系，以浙江之收入，供西征之協餉，不免苛斂；而胡瑞瀾提督浙江學政，待士極苛，故欲去之而後快。甚至還有地域之爭，劉錫彤北人，獨被重譴，而兩湖大同鄉的胡、楊得以置身事外，令人不平，故同為北人的邊寶泉、王昕大攻胡、楊。 　　但話雖如此，結案卻仍歸於司法，劉錫彤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；東派覆審之杭州知府陳魯等革職；章掄香革去訓導；葛畢氏「雖無奸私實據，究屬不守婦道」，杖八十，准折贖；楊乃武不知遠嫌，律應杖一百，但已革去舉人，免議；劉錫彤門丁沈彩泉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至於楊昌浚、胡瑞瀾均系二品大員，應得處分，例應「恭候欽定」。樞府本擬革留，兩宮根據王昕的奏摺，改為革職。罪魁禍首的陳湖，在監病故，免議；浙江縣司蒯賀孫亦有責任，同樣地因為已死而免置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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