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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丈波瀾的震撼

　　此案在京內外都引起極大的震撼。京中由恭王領銜，於七月十六日上「請皇上及時定志，用濟報危折」，列名者共十人，恭王、惇王、醇王為尊親；僧王之子伯彥訥謨詁、恭王妹夫額駙景壽、貝勒奕劻是御前大臣，文祥、寶鋆、沈桂芬、李鴻藻為大軍機，舉朝重臣，咸萃於此。原議「樞廷、御前」及師傅同上一折，結果師傅不列銜，主要的原因是，王慶祺根本即無進諫的資格。翁同龢日記中，於此事記得極含蓄，是他忠厚性格表現之一端。

　　公疏出於奕劻之手，而由李鴻藻大加潤飾，諫勸之事凡六款：「畏天命，遵祖制，慎言動，訥諫章，重庫款，勤學問。」折上以後，怕穆宗置之不理，因而恭王又特請召見，不許；再請始允。於七月十八日召見，長達兩小時半。

　　據說當時的情況是如此：穆宗對此折不是置之不理，而是根本不看。直至召見時方始拆封，閱未數行便說：「我停工如何？你們還有甚麼話說？」恭王答謂：「臣等所奏尚多，不止停工一事，容臣宣誦。」

　　於是將折中所陳六事，逐條講解，反復指陳。穆宗老羞成怒，竟指著御座說：「這個位子讓你怎麼樣？」大病初愈的文祥一聽這話，僕倒在地，痛哭流涕，喘息幾絕，穆宗命太監先行扶出。

　　接下來是醇王，亦是且泣且諫，至微行一條，穆宗還不願承認，堅問何從傳聞？醇王指出時地，怫然語塞。最後談到園工，未能遽止；因為修園原為承太后之歡，當然不能擅作主張、說停就停，但允為轉奏。

　　就一般的看法，殿廷之上有此激烈的諍諫，慈禧太后必當顧全大局，頒懿旨停園工，而竟毫無反應，且穆宗於七月廿一日複去視察園工。於是又有醇王及李鴻藻等人的進諫。

　　醇王之諫，朝士皆知，如《越縵堂日記》雲：

　　「醇王三進見，以死要上，下停園工手詔，上益怒。」李鴻藻等人之諫，則不獨當時隱秘，且後世亦直至民國五十八年，李鴻藻年譜出版，錄有上兩宮太后折底，方知其中委曲。折中論理與勢當停園工之外，最後一段，透澈而切實，是真能洞悉宮廷積弊者。李鴻藻說：「在承辦諸臣，亦明知工大費多，告成無日，不過敷衍塞責，內而寺宦，外而佞人，希圖中飽，必多方畫策，極力贊成，如李光昭者，種種欺蒙，開干進之門，啟逢迎之漸，此尤不可不慎者也。」又說：「臣等以為與其徒斂眾怨，徒傷國體，于事萬難有成，不如及早停工，以安天下之人心乎？伏願皇太后明降諭旨，停止園工，則皇太后之威德，皇上之孝思，均超越千古矣。」

　　此「臣等」自是「樞庭、御前」。折上留中，可知慈禧尚不願停工。同時可想而知的是，慈禧可能有一種誤解，重臣非反對修園，而是怕穆宗以視察園工為名而微行，因而必以此端相責。穆宗無可分辯，遷怒及于恭王父子，更擴及「樞庭、御前」，乃起極大風波。此為七月底之事，經過如下：

　　七月廿八日：穆宗召見恭王，複詢其微行一事，聞自何人？以「臣子載澄」對。載澄長於穆宗，為京中第一闊少。穆宗以恭王責子輕、責人重，更忿不能平。

　　七月廿九日：穆宗召軍機、御前及翁同龢。穆宗首責翁同龢，此次到京，何以無一語入告？翁同龢以此月中到書房才七日，而六日作詩論，無暇言及。因而以江南傳聞面奏，並有人心渙散之語。穆宗又詬責言官，與恭、醇兩王往復辯難，且有「離間母子，把持政事」之語。最後停園工、修三海而退。

　　至下午三時許，陡起萬丈波瀾，宮中發下朱諭一道：「傳諭在廷王大臣等，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，每逢召對恭親王時，語言之間，諸多失儀，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，降為郡王，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並載澄革去貝勒郡王銜，以示懲儆。」

　　此諭見諸官書所載，已有刪節，原諭數恭王罪狀，有「跋扈離間母子」，「欺朕之幼，奸弊百出，目無君上，天良何在」等語。文祥當然不奉詔，但請進見，不許；只好用軍機獨有的規制，以「奏片」申述意見，批復是：今日俱散值，明日再定。

　　是日尚有兩道上諭，一為朱諭，將因李光昭案革職之崇綸、明善、春佑改為革職留任；一為軍機「承旨」停園工，查勘三海地方，量加修理之「明發」。

　　七月三十日：召見御前及軍機，將黜革恭王父子之朱諭發下。據翁同龢日記，召見「二刻許即下」，似無爭論。孰知一波未平，又引起次日另一場大風暴。

　　八月初一：據翁同龢日記：「是日本四起，一軍機，一錢寶廉，一寶珣（兩人請安、請訓者也），一六部堂官及閣學。俄頃，撤錢、寶及六部起，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。」特召六部堂官及閣學為所謂「大起」，乃非常之舉。據越縵堂日記，知為非常之變：

　　今日有朱諭，盡革惇王、恭王、醇王、伯王、景壽、奕劻、文祥、寶鋆、沈桂芬、李鴻藻十人職，謂其朋比謀為不軌，故遍召六部尚書、侍郎、左都禦史、內閣學士，即將宣諭。兩宮聞之，亟止上勿下。

　　此為穆宗師辛酉政變之故智，打算徹底改組政府。所以激出其此種失去理智之行為的原因是，文、寶、沈、李四軍機，已商定了一種大事化小的策略，兩日三旨，停園工自然照發；崇綸等改革留之朱諭則擱置不發；黜恭王之諭，改而後發，將穆宗痛斥恭王之語，刪節為「語言之間，諸多失儀」八字。原以為恭王由「世襲罔替」的親王，降為非世襲而須降封的郡王，以及載澄革去郡王銜，則「殺人不過頭點地」，穆宗應可消氣了。

　　但穆宗卻是另一種想法，他倒不在乎恭王是不是親王，而是要宣佈恭王的「罪狀」，讓天下臣民都知道恭王「跋扈離間母子，欺朕之幼，奸弊百出，目無君上，天良何在？」方能出得胸頭一口惡氣。結果改成因「語言之間，諸多失儀」而獲嚴譴，彷佛罪輕罰重，恭王反像是受了冤屈。而且恭王父子的處分，一遇慶典，便可恢復，這類處置，完全是哄孩子的花樣。因此，穆宗的氣不但未消，反更急劇升高；加以崇綸等革留之諭，為軍機擱置，則親筆朱諭，竟成廢紙，此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所謂「朋比謀為不軌」，即指此而言。

　　但穆宗實在是太幼稚了。此種舉動無異蚍蜉撼樹，兩宮「亟止上勿下」的情形，如翁同龢所記：

　　（巳正歸家）則蘇拉送信被召，急馳而入……是日本四起……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；龢既未至，待良久，比入則兩宮皇太后禦弘德殿宣諭諸臣，念恭親王有任事之勤，一切賞還。上侍立，亦時時跪而起奏，六刻畢。

　　又據吳汝綸日記，謂「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，言停園工之事」，其中三點與諸說有異：一謂黜恭王原諭，有「跋扈弄權，欺朕年幼，著革去一切差使，降為庶人，交宗人府嚴行管束」等語；二謂「逾日複草革醇王諭」；三謂「兩宮垂涕於上，皇上長跪於下，謂十年已來，無恭邸何以有今日，皇上少未更事，昨諭著即撤銷云云。」最後一點可信；前兩點則與事實不符。

　　在這一場清朝開國以來所罕見的宮廷大風波中，穆宗及兩宮太后，下逮「御前、樞廷十重臣」，以及內務府堂官等等，盡皆受創。唯一的例外是翁同龢，甚至可說他是此案中唯一的受益人。

　　弘德殿師傅，王慶祺不論，尚有徐桐；而兩次召見，不及其人，獨有翁同龢，可知兩宮對翁，另眼相看。揆兩宮之意，穆宗之蕩檢踰閑，王慶祺固為罪魁禍首，徐桐亦不得辭其咎。因為李鴻藻在軍機時多，書房時少。翁同龢回籍守制時，曾薦林天齡以自代，林天齡本在上書房行走，為載澄的業師，說得一口「福建京腔」，常為載澄所戲侮，未幾出任江蘇學政，在弘德殿之日甚淺。惟有徐桐，負授讀之主要責任，果能循循善誘，穆宗何至入於歧途？他在弘德殿的失職，最瞭解的是李鴻藻，李之援翁即足以充分顯示對徐桐的不滿。

　　翁同龢得李鴻藻的援引，看他的日記是很明顯的。此數日所記，亦在在可以看出翁同龢躊躇滿志的心態，如七月廿九日於穆宗與恭醇兩王往復辯難，兩王叩頭申辯不已下記雲：

　　臣龢進曰：「今日事須有歸宿，請聖旨先定，諸臣始得承旨。」上曰：「待十年或二十年，四海平定，庫項充裕時，園工可許再舉乎？」則皆曰：「如天之福，彼時必當興修。」遂定停園工修三海而退。

　　語氣中儼然以正色立朝，一言可決大計的柱石之臣自居。又八月初一日記，謂「龢既未至，待良久」。彷佛已在必不可少的重臣之列。其下又記：

　　（兩宮皇太后）並諭李鴻藻，傳諭臣龢，講書當切實明白，務期有益。

　　可知授讀的主要責任，已落在翁同龢的肩上。在翁同龢，當然亦有掌握機會以自薦之意。日記中不言，而詩中卻於不經意處流露，如「題潘伯寅萬柳堂補柳圖」第二首第一聯雲：

　　萬事盡如栽柳法，一官難得看花時。（自注：君方左降，再入翰林。）

　　上句若謂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，則正見得他心中放不開；下句慰潘左官，亦以自道朝朝入值，不得如翰林之蕭閑，詞憾而有自喜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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