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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丈波瀾的震撼


  此案在京內外都引起極大的震撼。京中由恭王領銜,於七月十六日上「請皇上及時定志,用濟報危折」,列名者共十人,恭王、惇王、醇王為尊親;僧王之子伯彥訥謨詁、恭王妹夫額駙景壽、貝勒奕劻是御前大臣,文祥、寶鋆、沈桂芬、李鴻藻為大軍機,舉朝重臣,咸萃於此。原議「樞廷、御前」及師傅同上一折,結果師傅不列銜,主要的原因是,王慶祺根本即無進諫的資格。翁同龢日記中,於此事記得極含蓄,是他忠厚性格表現之一端。

  公疏出於奕劻之手,而由李鴻藻大加潤飾,諫勸之事凡六款:「畏天命,遵祖制,慎言動,訥諫章,重庫款,勤學問。」折上以後,怕穆宗置之不理,因而恭王又特請召見,不許;再請始允。於七月十八日召見,長達兩小時半。

  據說當時的情況是如此:穆宗對此折不是置之不理,而是根本不看。直至召見時方始拆封,閱未數行便說:「我停工如何?你們還有甚麼話說?」恭王答謂:「臣等所奏尚多,不止停工一事,容臣宣誦。」

  於是將折中所陳六事,逐條講解,反復指陳。穆宗老羞成怒,竟指著御座說:「這個位子讓你怎麼樣?」大病初愈的文祥一聽這話,僕倒在地,痛哭流涕,喘息幾絕,穆宗命太監先行扶出。

  接下來是醇王,亦是且泣且諫,至微行一條,穆宗還不願承認,堅問何從傳聞?醇王指出時地,怫然語塞。最後談到園工,未能遽止;因為修園原為承太后之歡,當然不能擅作主張、說停就停,但允為轉奏。

  就一般的看法,殿廷之上有此激烈的諍諫,慈禧太后必當顧全大局,頒懿旨停園工,而竟毫無反應,且穆宗於七月廿一日複去視察園工。於是又有醇王及李鴻藻等人的進諫。

  醇王之諫,朝士皆知,如《越縵堂日記》雲:

  「醇王三進見,以死要上,下停園工手詔,上益怒。」李鴻藻等人之諫,則不獨當時隱秘,且後世亦直至民國五十八年,李鴻藻年譜出版,錄有上兩宮太后折底,方知其中委曲。折中論理與勢當停園工之外,最後一段,透澈而切實,是真能洞悉宮廷積弊者。李鴻藻說:「在承辦諸臣,亦明知工大費多,告成無日,不過敷衍塞責,內而寺宦,外而佞人,希圖中飽,必多方畫策,極力贊成,如李光昭者,種種欺蒙,開干進之門,啟逢迎之漸,此尤不可不慎者也。」又說:「臣等以為與其徒斂眾怨,徒傷國體,于事萬難有成,不如及早停工,以安天下之人心乎?伏願皇太后明降諭旨,停止園工,則皇太后之威德,皇上之孝思,均超越千古矣。」

  此「臣等」自是「樞庭、御前」。折上留中,可知慈禧尚不願停工。同時可想而知的是,慈禧可能有一種誤解,重臣非反對修園,而是怕穆宗以視察園工為名而微行,因而必以此端相責。穆宗無可分辯,遷怒及于恭王父子,更擴及「樞庭、御前」,乃起極大風波。此為七月底之事,經過如下:

  七月廿八日:穆宗召見恭王,複詢其微行一事,聞自何人?以「臣子載澄」對。載澄長於穆宗,為京中第一闊少。穆宗以恭王責子輕、責人重,更忿不能平。

  七月廿九日:穆宗召軍機、御前及翁同龢。穆宗首責翁同龢,此次到京,何以無一語入告?翁同龢以此月中到書房才七日,而六日作詩論,無暇言及。因而以江南傳聞面奏,並有人心渙散之語。穆宗又詬責言官,與恭、醇兩王往復辯難,且有「離間母子,把持政事」之語。最後停園工、修三海而退。

  至下午三時許,陡起萬丈波瀾,宮中發下朱諭一道:「傳諭在廷王大臣等,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,每逢召對恭親王時,語言之間,諸多失儀,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,降為郡王,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並載澄革去貝勒郡王銜,以示懲儆。」

  此諭見諸官書所載,已有刪節,原諭數恭王罪狀,有「跋扈離間母子」,「欺朕之幼,奸弊百出,目無君上,天良何在」等語。文祥當然不奉詔,但請進見,不許;只好用軍機獨有的規制,以「奏片」申述意見,批復是:今日俱散值,明日再定。

  是日尚有兩道上諭,一為朱諭,將因李光昭案革職之崇綸、明善、春佑改為革職留任;一為軍機「承旨」停園工,查勘三海地方,量加修理之「明發」。

  七月三十日:召見御前及軍機,將黜革恭王父子之朱諭發下。據翁同龢日記,召見「二刻許即下」,似無爭論。孰知一波未平,又引起次日另一場大風暴。

  八月初一:據翁同龢日記:「是日本四起,一軍機,一錢寶廉,一寶珣(兩人請安、請訓者也),一六部堂官及閣學。俄頃,撤錢、寶及六部起,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。」特召六部堂官及閣學為所謂「大起」,乃非常之舉。據越縵堂日記,知為非常之變:

  今日有朱諭,盡革惇王、恭王、醇王、伯王、景壽、奕劻、文祥、寶鋆、沈桂芬、李鴻藻十人職,謂其朋比謀為不軌,故遍召六部尚書、侍郎、左都禦史、內閣學士,即將宣諭。兩宮聞之,亟止上勿下。

  此為穆宗師辛酉政變之故智,打算徹底改組政府。所以激出其此種失去理智之行為的原因是,文、寶、沈、李四軍機,已商定了一種大事化小的策略,兩日三旨,停園工自然照發;崇綸等改革留之朱諭則擱置不發;黜恭王之諭,改而後發,將穆宗痛斥恭王之語,刪節為「語言之間,諸多失儀」八字。原以為恭王由「世襲罔替」的親王,降為非世襲而須降封的郡王,以及載澄革去郡王銜,則「殺人不過頭點地」,穆宗應可消氣了。

  但穆宗卻是另一種想法,他倒不在乎恭王是不是親王,而是要宣佈恭王的「罪狀」,讓天下臣民都知道恭王「跋扈離間母子,欺朕之幼,奸弊百出,目無君上,天良何在?」方能出得胸頭一口惡氣。結果改成因「語言之間,諸多失儀」而獲嚴譴,彷佛罪輕罰重,恭王反像是受了冤屈。而且恭王父子的處分,一遇慶典,便可恢復,這類處置,完全是哄孩子的花樣。因此,穆宗的氣不但未消,反更急劇升高;加以崇綸等革留之諭,為軍機擱置,則親筆朱諭,竟成廢紙,此可忍,孰不可忍?所謂「朋比謀為不軌」,即指此而言。

  但穆宗實在是太幼稚了。此種舉動無異蚍蜉撼樹,兩宮「亟止上勿下」的情形,如翁同龢所記:

  (巳正歸家)則蘇拉送信被召,急馳而入……是日本四起……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;龢既未至,待良久,比入則兩宮皇太后禦弘德殿宣諭諸臣,念恭親王有任事之勤,一切賞還。上侍立,亦時時跪而起奏,六刻畢。

  又據吳汝綸日記,謂「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,言停園工之事」,其中三點與諸說有異:一謂黜恭王原諭,有「跋扈弄權,欺朕年幼,著革去一切差使,降為庶人,交宗人府嚴行管束」等語;二謂「逾日複草革醇王諭」;三謂「兩宮垂涕於上,皇上長跪於下,謂十年已來,無恭邸何以有今日,皇上少未更事,昨諭著即撤銷云云。」最後一點可信;前兩點則與事實不符。

  在這一場清朝開國以來所罕見的宮廷大風波中,穆宗及兩宮太后,下逮「御前、樞廷十重臣」,以及內務府堂官等等,盡皆受創。唯一的例外是翁同龢,甚至可說他是此案中唯一的受益人。

  弘德殿師傅,王慶祺不論,尚有徐桐;而兩次召見,不及其人,獨有翁同龢,可知兩宮對翁,另眼相看。揆兩宮之意,穆宗之蕩檢踰閑,王慶祺固為罪魁禍首,徐桐亦不得辭其咎。因為李鴻藻在軍機時多,書房時少。翁同龢回籍守制時,曾薦林天齡以自代,林天齡本在上書房行走,為載澄的業師,說得一口「福建京腔」,常為載澄所戲侮,未幾出任江蘇學政,在弘德殿之日甚淺。惟有徐桐,負授讀之主要責任,果能循循善誘,穆宗何至入於歧途?他在弘德殿的失職,最瞭解的是李鴻藻,李之援翁即足以充分顯示對徐桐的不滿。

  翁同龢得李鴻藻的援引,看他的日記是很明顯的。此數日所記,亦在在可以看出翁同龢躊躇滿志的心態,如七月廿九日於穆宗與恭醇兩王往復辯難,兩王叩頭申辯不已下記雲:

  臣龢進曰:「今日事須有歸宿,請聖旨先定,諸臣始得承旨。」上曰:「待十年或二十年,四海平定,庫項充裕時,園工可許再舉乎?」則皆曰:「如天之福,彼時必當興修。」遂定停園工修三海而退。

  語氣中儼然以正色立朝,一言可決大計的柱石之臣自居。又八月初一日記,謂「龢既未至,待良久」。彷佛已在必不可少的重臣之列。其下又記:

  (兩宮皇太后)並諭李鴻藻,傳諭臣龢,講書當切實明白,務期有益。

  可知授讀的主要責任,已落在翁同龢的肩上。在翁同龢,當然亦有掌握機會以自薦之意。日記中不言,而詩中卻於不經意處流露,如「題潘伯寅萬柳堂補柳圖」第二首第一聯雲:

  萬事盡如栽柳法,一官難得看花時。(自注:君方左降,再入翰林。)

  上句若謂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,則正見得他心中放不開;下句慰潘左官,亦以自道朝朝入值,不得如翰林之蕭閑,詞憾而有自喜之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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