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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圓明園李監督」

大規模的奏諫，姶于翁同龢回京以後的七月，李光昭「報效木植」案爆發以後。李光昭是廣東客家人，寄居湖北漢陽，是個販賣木材茶葉的小商人，自稱曾經在安徽報捐知府。同治十二年冬天進京勾結貴寶等人，具呈內務府：「情願將數十年商販各省，購留各種巨木，價值十數萬金，砍伐運京，報效上用，不敢邀恩，並請派員同運，沿途關卡，免稅放行，頒發字樣，雕刻關防，以便報運。」內務府大臣公議，頒發關防，政體攸關不可行；但報效木材，准其報明地方官，點明根數，報請督撫給照，免稅放行。朱批：「依議」。不經軍機，便算照準了。 　　這李光昭是個無賴，在湖北並有被控未結之案。及至奉旨准許報效木材，立即大肆招搖。鄂督李瀚章、川督吳棠均有密折揭發其人其事，但李光昭膽大妄為如故，最荒唐的一件事是，在香港以「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與洋商立約」，購買木料，並具呈內務府，說山中巨木，非一兩年不能出山，恐誤園工之用，特為親自航海，購運洋木，價值三十萬兩，陸續將抵大沽口，請奏明派員點收。 　　其時貴寶等已經發覺李光昭的行徑，大成問題，為了卸責起見，不肯派人驗收，「請飭下直督就近派員，按該員所稟根件數目，驗收造冊，諮送內務府；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圖明園工程處查收。」 　　七月初三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報真相：李光昭在福州由旗昌洋行經手，買法商木材三船，總值五萬餘銀圓，言明到津付價，提貨遲延，每日加船價五十元。李光昭付過定洋十元，所欠尚多，不但不能提貨，且旗昌與法商分別提出控告，美、法兩國領事，正向津海關道交涉中，法領事且請拘留李光昭，勿令逃走。 　　奏入，穆宗震怒，交李鴻章嚴行審究；同時註銷「李光昭報效木植」案。八月十六日李鴻章覆奏，將勾結內務府的情形抖了出來，李光昭是由內務府候補筆帖式成麟的關係，認識了署理堂郎中貴寶，「伊思若到四川等省進山伐木，用工本銀三千兩，可報效值銀一萬兩。旋向貴寶說願報效十萬兩銀木植，分十年呈交。經貴寶帶見堂官，允令呈請核辦。」 　　這段話中，李鴻章不願得罪內務府，內幕還是有所保留的。李光昭之自願報效，最大的目的是借此獲得免稅的優遇，挾帶走私，三千兩銀子的木材，可售一萬，利潤兩倍有餘；而報效三十萬兩實際上僅費九萬銀子。至於貴寶之支持其事，當然亦不僅是為了園工，暗中還有合夥走私圖利的密約。 　　李光昭出京時，成麟偕行，至湖北一打聽，方知入山伐木，非三年不能出山，工本太重，於是改計至香港購洋木。李光昭原意是想找個人來墊本錢，結果事與願違。而成麟急於想辦好這個差使補缺，表示貨到天津，他可以向親戚借了錢來付貨價。於是一面由成麟攜帶木樣回京，呈報內務府；一面由李光昭改至福州購貨。及至貨到天津，成麟未借到錢，無法提貨，致起糾紛。李鴻章追出原訂洋文合同，「內有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與洋商立約」字樣。 　　在覆奏中，李鴻章定了李光昭的罪名：「該犯冒稱園工監督，到處誑騙，致洋商寫入合同，適足貽笑取侮，核與詐稱內使近臣之條相合，自應按照詐傳詔旨，及詐稱內使近臣之律問擬。兩罪皆系斬監候，照例從一科斷，李光昭一犯合依『詐傳詔旨斬監候律』，擬斬監候，秋後處決。」李光昭奉旨「嚴行審究，照例懲辦」，即為「欽命」犯，照例審明實情後，應解送刑部定罪；而徑以一省刑名長官的資格，定為死罪，並不請示可否，且不照「詐稱內使近臣律」而照「詐傳詔旨律」擬罪，亦是為了回護內務府。 　　因為「詐稱內使近臣」則成麟與其同辦一事，會見洋商時，假冒身分，必然彼此抉隱，成麟即脫不得干係，歸案並辦，難免牽涉到貴寶及內務府堂官。故徑以「詐傳詔旨律」定罪，此系一人之事，不涉他人；事實上是不通的。洋商既非清朝皇帝的子民，並無遵奉詔旨的義務，即令「詐傳」，亦無作用。翁同龢後來鬪不過李鴻章，即因李鴻章一直與內務府及中官維持著良好的關係；而翁同龢不屑措意於此之故。 　　由於李鴻章的維護，雖經禦史參劾，內務府大臣及貴寶、成麟均有「革職」的行政處分；將「交通舞弊」的情節，輕輕放過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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