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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仇初起

　　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，文宗崩於熱河，發生政變。恭王與慈禧太后一方，大獲全勝，被稱為「三凶」的肅順畢命於菜市口，怡親王載垣、鄭親王端華賜帛。肅黨獲咎，相對地為肅順所排斥者，皆得複起。翁同龢是年十一月十四日記：

　　上諭：翁（心存）自陳衰病，懇辭管理部務一折，翁（心存）著仍管理二部事務，遇有該部應行引見人員，加恩免其帶領，一切應派差使，免其開列銜名以示體恤。

　　其時翁心存還有一件深慰老懷的事，長子翁同書自安徽回京。早在咸豐十一年正月，即有上諭：翁同書著開缺回京，另候簡用。而遲至一年以後的同治元年正月十六，方能到京。父子兄弟，睽隔二十年之久，相見幾不相識。翁同龢日記中，有「堂上喜極涕零」之語。

　　那知不到十天工夫，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嚴劾翁同書的奏摺已經到京，大要如下：

　　一、咸豐八年七月，翁同書自廬州退守定遠。至九年六月，定遠淪陷，文武官紳，殉難甚眾，惟獨翁同書逃往壽州。

　　二、在壽州，翁同書倚恃團練苗沛霖，屢疏保薦，養癰貽患，紳民忿恨，因而有孫家泰與苗沛霖仇殺之事。其後苗沛霖圍壽州，翁同書竟殺沛霖的仇家，壽州紳士孫家泰、蒙時中、徐立壯，希望解圍，而圍仍未解。

　　三、壽州既破，苗沛霖殺戮甚慘，翁同書因「通苗」而得脫身。不但不能殉節，反具疏力保苗沛霖之非叛，而且先則奏稱「苗練入城，並未殺害平民」，繼則奏稱「壽州被害及婦女殉節者，不可勝計」，已屬自相矛盾；且上年正月奏稱「苗沛霖必當誅剿」；九月壽州城破，則又力表苗沛霖忠義，前後兩疏，判若天淵。「顛倒是非，熒惑聖聰，敗懷網紀，莫此為甚。」

　　原奏中最厲害的是這一段話：

　　軍興以來，督撫失守逃遁者，皆獲重譴。翁同書於定遠、壽州兩次失守逃遁，又釀成苗逆之禍，豈宜逍遙法外？應請旨即將翁同書革職拿問，飭下王大臣九卿，會同刑部議罪，以肅軍紀，而昭炯戒。

　　上諭如曾國藩所請辦理。翁同龢其時正由易州西陵差畢回京，途中接到消息，疾馳回京。正月廿六日記：

　　申初抵家，三兄談笑自若，但言局外人不知其難耳。傍晚北城兵馬司指揮張鴻來，持刑部安徽司票，令即日赴部。夜詣修伯。

　　朱修伯（學勤）其時已因曹毓瑛升任軍機大臣，接替曹的原差而為「達拉密」。翁同龢夜訪，自然是求援。次日又記：

　　未明起，許滇生師……朱敏生先後來。程容伯、方子穎來，頗有議論。巳正，余與松侄隨三兄到部，先於關帝廟少坐，旋到當月司遞親供，當月司不受，遂詣安徽司呈遞，主稿張竹汀 （沄）受之。……入北監東向小院，南房兩間，尚潔。晤提牢姚子祥，同獄郭姓、伊姓。五兄亦到部。自古賢人君子，忠臣義士，蒙難受辱于叢棘中者多矣。周視圜扉，為之浩歎。

　　翁同書的「蒙難受辱」，實為咎由自取。曾國藩原奏中的所謂「釀成苗逆之禍」，實際上是被劫持而身不由主。「苗逆」者，鳳陽秀才苗沛霖，陰鷙慓悍而知兵略，以辦團練起家，官至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銜，但從未到任；而且暗通洪楊，受封「秦王」。咸豐十年十一月，苗沛霖因與壽州紳士徐立北、孫家泰等結怨仇殺，在潁上劫掠炮船餉銀，通款于洪楊的悍將陳玉成。其時湘軍正全力進取安慶；撚匪亦甚猖獗，所以翁同書極力主張安撫苗沛霖。結果是越縱容，越跋扈，終於公然反叛，圍攻壽州。九月二十六日風雨之夜破城，殺戮甚慘。

　　而翁同書在苗沛霖劫持之下，為之致書專責剿撚的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，說「苗練進城後，未肆殺戮，衙署倉庫監獄，均未損傷，且進謁城內各官，婉言請罪，尚知顧惜名義」。又說：「苗沛霖止求辨明曲直，並非叛逆，仍願剿賊立功，所屬練眾，亦一律薙發。」這是苗沛霖的緩兵之計，為朝廷所深知；翁同書既為劫持，言不由衷，亦朝廷所深知，只以嗣君新立，力求政局安定，不願深究，所以翁同書在新任巡撫李續宜接事後，安然抵京，聽候簡用。不道曾國藩上疏嚴劾，朝廷倚曾為長城，且以「肅軍紀」為言，自然不能不照所請，「革職拿問」；連帶袁甲三亦「交部嚴加議處」。

　　翁同龢正月廿九日記：

　　申正晤宋公，乃知今日集議。貴臣言：「定遠一事，已有諭旨，不必再論矣。惟壽州亦系城池，律有明文，不能貸也。」周相國曰：「閱某親供，交卸久矣，然則雖系失守，實無守城之責。似應於折內聲明，並將親供呈覽。」宋侍郎曰：「苗練此時剿乎，撫乎？」邸曰：「未定也。」曰：「苗入城時乃川北道，而翁某則已卸事之巡撫，且撫局未定，則翁某之不死，實冀挽回大局，其情可諒。」邸唯唯。張侍郎亦爭數語，余皆默然。桂相國則直以司官接親供為多事矣。聞定稿時皆如周相國所雲。入城詣三兄處；薄暮歸中街，甚鬱鬱。

　　「朱公」即「宋侍郎」，謂工部侍郎宋晉；「貴臣」殆指惠親王；「周相國」為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，河南商城人，嘉慶二十四年進士；「邸」則必指恭親王；「張侍郎」為刑部侍郎張錫庚；「桂相國」指桂良，早在咸豐五年即已入閣拜相，為恭親王的岳父。

　　歸納周祖培及宋晉為翁同書辯護，應無責任的理由共三點：

　　一，翁同書已卸巡撫之任，則無守土之責。
　　二，苗沛霖破壽州時，猶是川北道的身分，即不能引用盜匪攻打城池的律例。
　　三，朝廷安撫苗沛霖，正在招降之際，如翁同書殉節，朝廷勢必追究致死之由，苗沛霖不得辭其咎，則唯有剿捕歸案，破壞了將成的撫局。

　　這三點理由都可以說得過去。宋晉之辯，尤為有力，但於事無補。翁同龢二月初六日記：

　　是日王大臣等議上罪名，比照「統兵將帥守備不設，為賊所掩襲，以致失陷城寨者斬監候」律，擬斬監候。執法者如是周內，真無如何矣。夜得修伯書，知依原議……夜耿耿不寐。

　　這在翁家，當然籠罩了一層愁雲慘霧。朝廷殊無意殺翁同書，但曾國藩方在整飭軍紀之際；而朝廷畀曾以「節制五省軍務之命」，倚任之專，前所未有，不能不尊重他的職權，按律擬罪。因此，翁同書之被極刑，全因曾國藩一疏嚴劾所致。而此疏之屬稿者，據郭則澐「十朝詩乘」記：「或傳湘鄉論劾疏草，出李文忠手，翁李不協由此。」此說可信，其時李鴻章正複回曾幕，在安慶籌組淮軍援蘇。

　　為了安慰翁心存，朝廷亦頗具苦心，先是派翁心存在弘德殿行走，授皇帝讀，此是為翁同書將來「勾決」時，推帝師之恩開脫作張本。次則翁同爵京察一等，引見後記名以道府用；翁同龢則兩得考差，春闈充房考，秋闈放山西正主考。凡此皆為作彌補之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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