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大老(25)_高陽

二五

　　此即戶部搪塞之法。至三海工程告竣後，複修頤和園，備慈禧六旬慶典之用。當時系由李鴻章以「疆臣領袖」的身份，出面函各省派款，可考者有：

　　兩江七十萬兩。
　　兩廣一百萬兩。
　　直隸二十萬兩。
　　四川二十萬兩。

　　以上合計二百一十萬兩。兩江包括江蘇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兩廣包括廣東、廣西兩省，加上直隸、四川，共為七省。估計山東、山西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，大致亦為每省二十萬兩，合計一百二十萬兩；河南、福建、雲南，每省十二萬兩，合計三十六萬兩；陝西、貴州兩省各六萬兩，合計十二萬兩。各省報銷總數，約估為四百八十八萬兩。

　　這是光緒十五年春天的事，頤和園工程已動工多時。每年四百萬的兩洋經費，自光緒十一年下半年起，至十五年上半年止，共一千六百萬，其中半數用於修三海，則頤和園工程亦已花掉八百萬。如今複又征斂各省，自然過分，因而禦史林紹年特上封奏：

　　臣聞近日督撫均有報效，兩廣總督一百萬兩，兩江總督七十萬兩，直隸、四川各二十萬兩，江西十萬兩，存之北洋生息，以備宮廷之需，中外傳聞，紛紛歎異，臣竊以為此舉有關國家政體民生甚巨，不敢不敬為皇太后皇上陳之。……

　　夫朝廷一號一令，實關天下之安危。同治七年，禦史德泰請修圓明園，有旨以該禦史所陳，剝削小民，動搖邦本，立予革職，天下臣民，同深欽感。維朝廷有前日之兢業，所以有今日之安全，今如不慎，後將如何？大抵事之所起甚微，而患之所伏甚大，臣固不能不偲偲過慮也。要之籌款必歸戶部，方為正大之經，外庫各有儲藏，方備緩急之用。應請特降諭旨，飭下各督撫及北洋大臣將報效一款未解者停解，已解者立即發還，庶天下臣民共曉然于朝廷愛民求治之心，則所保存者甚大。

　　此奏持論侃侃，有不避斧鉞之概；「籌款必歸戶部，方為正大之經；外庫各有儲藏，方備緩急之用」，尤為不刊之論。按：林紹年，字贊虞，福州人，同治十三年翰林。李慈銘光緒庚辰會試中式，即出林紹年房，而李慈銘很輕視他的這個房師。《清史稿》列傳二百二十五，以林紹年與閻敬銘、張之萬、鹿傳霖合一傳，殊為不倫。此四人性行迥不相侔，閻敬銘當立專傳，而以李用清、李嘉樂相附；張之萬是標準的「磕頭蟲」，可傳可不傳；鹿傳霖則當置於列傳二百五十九之首，與陸潤庠、世績、伊克坦為伍，皆可有可無的人物。林紹年早年風節，晚年吏治，頗有可稱之處，自當別自位置。

　　諫奏停辦頤和園工者，除林紹年以外，別無所聞。只有閻敬銘，以行動表示抗議，堅決求去，翁同龢日記所謂：「相公一騾去，吾能匹馬追。」而終未能挽回；「長談一時猶未暢」句下，「惜談過即忘耳」六字，非當日所記；翁同龢被逐回鄉，恐文字賈禍，曾將日記作一檢查，刪去礙語。當時「長談一時許」，自然是痛斥園工之足以召亡國之禍。

　　我這句話自覺好像是老生常談，需要說出一個道理來，才能令人心服。

　　園工不過花了三千萬，三千萬銀子的靡費，莫非足以亡國？當然不會。圓明園兩朝經營，乾隆六十年中，幾于無時不在為圓明園踵事增華，但史家皆知乾隆導積弱之因者，在六次南巡，及「十全武功」中有幾次並無必要的勞師動眾，圓明園的工程，影響不大。然則，何以慈禧一修頤和園遂成亡國之因？

　　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有一半是知道的，昆明湖換了渤海，海軍經費不足，故有甲午之敗。其實，就這一半的答案，也並不完全正確。北洋海軍，根本上就有個極大的矛盾，作戰人員是由「福州船政局」肇始的一系，而統馭及後勤作業掌握在淮軍手裡。李鴻章的嫡系，人人發大財，叫軍艦上的官兵去賣命，當然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。所以黃海熸師，基本上不是敗於日本，而是內部極大的矛盾，遭受外來的刺激，發生了彼此抵消衝突的瓦解作用，以致一敗塗地，潰不成軍。

　　甲午之敗，歸咎於園工、歸咎于翁同龢之奏定，不添一槍一炮，固然責有攸歸，但過分強調，不是不明實情，就是誤信了北洋的宣傳。

　　現在談另一半的答案。修頤和園之足以召亡國之禍，問題不在三千萬銀子，而是籌此三千萬的方式。

　　這三千萬銀子，大部分出自「海防新例」，或稱「海防新捐」。海防捐起自光緒十年，本為甲申之役籌防臺灣而特開的捐例，未幾告一段落。光緒十三年鄭州黃河漫口，搶修需款，乃開鄭工捐，接著就是海防新捐。此捐一開，亙續數年之久，各省幾無吏治可言。清亡之速，其因在此！

　　捐官之例起於康熙十三年對三藩用兵時，此後凡有拯荒、河工、軍需三者，需款較巨時，特開捐例，事畢即停。不特不足以為害，且為搜羅異途人才之一法。

　　官有各種班次，區分補缺的先後，所以除了捐職銜以外，另外還要加捐班次，稱為「花樣」，或者官非捐納，希望班次超前，亦可加捐「花樣」。最初只有知縣可捐「先用班」「即用班」兩個「花樣」；乾隆年間亦不過加銓選不論單月、雙月即用這種並不算優異的班次。而且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諭：

　　前因軍需河工，支用浩繁，暫開事例，原屬一時權宜。迄今二十餘年，府庫充盈，並不因停捐稍形支絀，可見捐例竟當不必舉行，不特慎重名器，亦以嘉惠士林。我子孫當永以為法，倘有以開捐請者，即為言利之臣，當斥而勿用。

　　真是「大哉王言」，竟可與康熙三十八年「永不加賦」之詔，同為有清一代的莫大善政。不道嘉慶三年，乾隆還在當太上皇時，因為川楚教匪，大舉用兵，不能不從戶部之請，又開捐例。道光、咸豐即位之初，皆首停捐例，一時傳為美談，但往往不旋踵間，迫于現實，不能不複此敝政。同時由道光年間開始，花樣加多，至咸豐年間，竟可謂之花樣百出。大致「花樣」必是新勝於舊，但捐者一多，補缺機會即相對減少，故又須另出花樣，始足以「招攬主顧」。如咸豐初年奏設「新班」，不久便有「新班儘先」，又不久有「新班儘先前」。至此，新班已不許，索性來個「不論班」，不管是本班還是新班，只要捐了這個花樣，就能儘先補缺，但人人爭先亦即人人落後，因而又有「盡遇缺選補班」。

　　到此地步，花樣實在想不出了，有人別出蹊徑，另訂加成的新章程。原來湘、淮兩軍，有時餉源不繼，只發餉票，這種餉票跟北洋政府發的公債差不多，民間流通，並不值錢，但用給政府，十足計算。所以捐官多用餉票，大致較輸納現銀，可打一個六折。加成即是補足這個折扣，與交現銀無異，因而稱為「銀捐新班」。

　　「銀捐新班」又分兩種，一是儘先，一是遇缺。這是同治三年，洪楊亂平之時，到了同治八年，捐班官所占的缺，大部分為銀班，於是吏部又出一個花樣，設十足繳納現銀一班，稱為「銀捐新班遇缺先」，即是《官場現形記》中所稱的「大八成花樣」。這個班次一出，所有各班，不管是正途、勞績、國家應該升補的官員，統被壓倒。當時的規定是，以五缺為一周，先用「銀捐新班遇缺先」三員，再用「銀捐新班遇缺」一員，餘一缺，由輪補各班去爭。譬如某省知縣缺出，前三缺都由「遇缺先」補，到第四個缺出，歸「遇缺」補，第五個缺出，就不知有多少班、多少人在候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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