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大老(24)_高陽

二四

　　自洪楊以後，制度大亂。中央及地方籌錢，漸劣漸少。且生銅之值，時有貴賤，值昂則私毀，值賤則私鑄，以故製錢日少，私錢日多，遂有大錢、小錢、砂殼、灰板等名。百錢之中，攙用小錢若干，因地不同，致有淨錢、市錢、二八錢、三七錢、四六錢、對開等名，商民交困。

　　按：千枚製錢重七斤半，則每一文錢重一錢二分，此為「順治通寶」以來的定制。至咸豐初年，洪楊亂起，一方面軍需支出浩繁，一方面來自雲南的銅，道梗難達，因而改鑄大錢，計分五等，當千，當五百，當一百，當五十，當十。這是惡性的通貨膨脹，行之有害而無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因此，當千、當五百首先廢止，當百、當三十亦逐漸收回，最後只剩下當十的大錢，但亦只通行于京師。當十大錢，實際上只是當二，即一枚大錢，值兩枚小錢，名為「京錢」，是故「京錢一吊」，即京錢一千，實際上僅值兩百。北平市井小民口中的所謂「一大枚」，即指當十大錢一個。

　　大錢的分量自然較重，原定為四錢四分；同治初年所鑄，較前為輕，猶重三錢二分；光緒九年複減為二錢六分，但一文只當兩文用，則每文錢即重一錢三分，較定制猶高，反而增加鑄錢的成本，於國庫並無益處。既然如此，何苦容此畸形的幣制存在？所以慈禧的「務規復舊制」，即取消當十錢，一律用製錢，說起來絲毫不錯。

　　但說是一回事，做又是一回事。慈禧是在理論上著眼，閻敬銘從實際上考慮，認為一動不如一靜，因為鑄錢由工部寶源局負責，非他所能控制，而工部與內務府的關係密切，旗人最多，借此為名，買機器，設廠房，又會大開花賬。不過這話不便陳諸奏議，只能以「工本過巨」一語，含糊概括，另以「京局開爐，恐滋市廛疑慮」為言。這是說不過去的一件事，在慈禧看，不免有欺她不懂之理，因而大為震怒。

　　原來慈禧自其父惠徵病故，扶柩回京，住在方家園時，生活極苦，其時正當惡性通貨膨脹之時，小民所受之害，作為長女而主持家務的慈禧，皆曾親歷。至辛酉政變後，如何穩定幣制，更是親自參與，熟知癥結，閻敬銘豈能欺她？

　　按：咸豐初年錢法之所以混亂，通貨之所以膨脹，根本的原因，即在沒有足夠的銅來鑄製錢，所以只要有成色准足的漂亮新錢出現，立即可收穩定市面之效。肅順一直當戶部尚書，深知其理，故而咸豐一崩，第一件事就是鑄樣錢，以便設法大量發行新通貨。

　　但咸豐已崩，不能複鑄「咸豐通寶」，必得先為嗣君定年號，故而未即位即定年號為「祺祥」，鑄「祺祥通寶」樣錢。即位改元，本是一定的程序，未即位先改元，自是情理不通之事，因而為李慈銘備至譏評。後世學者，亦多以為李說甚是，殊不知肅順雖不讀書，「八顧命」中，穆蔭、匡源、杜翰，皆是兩榜出身，豈能不知此禮？只是為了能儘快推出新錢，以期穩定市面，不能不作權宜之計。此正為不拘牽于文法，解決實際問題的高明做法。李慈銘不解其作用，猶有可說，後世學者竟從而附和，則是根本昧於當時的情勢了。

　　在閻敬銘漸失慈眷之際，亦即內務府積極催促粵海關籌解三海工程銀一百萬兩，以便工程積極進行之時。至於提用海軍經費，此時為數尚不算多。及至修頤和園議起，方始大用特用，此事應由醇王負主要責任。醇王臨死前兩三年，心情極為抑鬱，此人才智稍弱，但秉性卻與宋神宗相近，一心想爭氣，一心想將國家搞好，上了慈禧的圈套，身不由己，自知「將昆明湖換了渤海」，誤國之罪不輕，此為其死前心情抑鬱的主要原因之一；另一主要原因是，光緒親政後處處受制於慈禧，以及帝后不和。

　　慈禧的圈套，無非名韁利鎖。醇王好權勢，讓他當「太上軍機大臣」；醇王好講武，讓他管神機營以外，更辦海軍。除此以外，修三海時更以懿旨賞醇親王及福晉坐杏黃轎，醇王當然不敢坐，但深恩須報，於是而有光緒十二年四月間，醇王「巡海」之舉。

　　所謂「巡海」，是醇王由李鴻章陪著，先視察旅順炮臺，看南北洋水陸營操練，繼至威海衛、煙臺、大沽口校閱，乘艦破浪，來去七天。隨員中有一特殊人物，即是李蓮英。

　　提起李蓮英，大家就會聯想到洪波為李蓮英造的型，滿口「喳、喳」，說話常用喉聲鼻聲的那副油腔滑調。這一型，如果說是隆裕的小德張還差不多，擬之于實際的李蓮英，相去甚遠。

　　那一次李蓮英奉懿旨隨醇王去巡海，言官大嘩，以為將如唐朝、明朝，開宦官監軍之漸，所以李蓮英亦格外小心，陪在醇王身邊，曲盡其禮。

　　醇王見客，他站在旁邊替醇王裝煙；醇王退歸私室，他亦深藏不出，不見客，不問外事。醇王回京覆命，大贊李蓮英。慈禧亦很高興，因為李蓮英替她爭了氣。倘有任何招搖的舉動，為言官所劾，連帶慈禧亦失面子。李蓮英後來之益見寵信，此行的表現，不無關係。

　　這是五月裡的事。到了八月裡，山東黃河鬧水災，情況之嚴重，大致如《老殘遊記》中的描寫。山東巡撫張曜，到任未幾，即逢此巨災，極力堵遏。但這年雨水特多，河北、山西、四川、福建，都有水災，搶修黃河在壽張的漫口，亦以水大，久久不能合龍。

　　於是禦史朱一新一奏摺，借遇災修省的題目，抨擊李蓮英。朱一新是浙江義烏人，與李慈銘為同治九年鄉榜同年，皆為李文田所識拔。朱一新很淵博，亦是講理學的，屬於程朱一派，對正邪之辨，極其注重，著有《無邪堂答問》，但性情微嫌偏激，因而一度神經不正常，回家休養了一年，方又進京。他的奏稿，事先曾拿了給李慈銘看，可說投其所好，許之為「一鳴驚人」。原疏詞鋒確甚犀利，但不能令身受者甘服。

　　近人羅爾綱，有一篇《清海軍移築頤和園考》，文中有一段說：

　　時人段祺瑞追懷李鴻章詠詩，亦有句云：「已籌三千萬，意在添艨艟，不圖柄政者，偏作園林供。」而光緒帝太監王世龢，於宣統三年六月胡侍禦上敬瀝陳新政之弊折，「如前史所載，秦始皇作阿房，隋煬帝營西苑，要不過傾竭府庫」句下所注之言，尤為詳明；其言曰：「近年來，醇賢親王輔政之設立海軍衙門，武備學堂，名謂海軍，實未辦絲毫海軍事，惟著司重修清漪園大工事。自光緒九年內廷翊坤宮，體和殿，儲秀宮，麗泉軒四處落地重修改為一所，彼時獲重利者惟內務府各司匠掌役等，均得數萬金。相繼修西苑，歸奉宸苑司其事，動用二千萬余金，奉宸苑堂司各得百余萬金，謀營修清漪園，動款三千余萬，而海軍各堂司，較奉宸苑魚肉尤甚。」（見王氏所著《造陶廬日錄》稿本）

　　段祺瑞所記數目，比較可信，王世龢所談，則不免誇張失實。修西苑絕無二千萬之數，大致三次工程，總計費用約三千萬兩。

　　所謂「清漪園」，即頤和園的前身。至謂「海軍各堂司，較奉宸苑魚肉尤甚」，此語亦不甚可解。海軍衙門由醇王主持，李鴻章會辦；內務府堂官兼任海軍衙門差使，無非便於取攜。真正海軍人員，只能在購艦購炮中揩油，不能染指內府大工。又奉宸苑亦隸內務府，非兩衙門，凡此皆足以證明王世龢的話，無非道聽途說，未足為據。

　　海軍經費初定南北洋各二百萬，海軍衙門成立後，閻敬銘奏請將南北洋經費移歸海軍衙門管理，意在劃清界限。三海工程興工，在各處派定款項未到以前，即先提用兩洋經費。兩洋請款，複又命戶部設法，戶部既不能額外再撥，唯有設法搪塞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荃，曾有致陝甘總督譚鐘麟一函，略可窺知當時情事。譚函云：

　　自設海軍衙門以後，南洋海防經費。一切提歸內用，涓滴無從取資，其勢萬難束手以待，不得已呼籲於海署，請其指款付用。乃所指者為蘇、浙兩省厘金，皆系歷年不解者。兩省將窘情和盤托出，則追呼之力立窮。來日大難，誠不知如何著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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