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大老(23)_高陽

二三

　　光緒十二年這一年，關於海軍的建設，已有了一個初步的基礎，在慈禧及其左右佞幸看，公事已可交代，此後就該大興土木，以備皇太后下年撤簾歸政後，頤養天年。此故閻敬銘的用心，在慈禧的想法，竟是有意作對。

　　清朝的家法，是太后一過五十，大致都要替她修個園子，算作她私人的別墅，作為皇帝孝親酬恩的表示。以慈禧之有功於社稷，宜有此舉，平心而論，實非過分。但大修頤和園，則是始料不及此，最初的計議，只是修西苑三海。西苑之西的蠶池口，有一座康熙年間所修的大教堂，鐘樓高聳，俯瞰禁苑，慈禧非常討厭，責成李鴻章與法國公使交涉。當時各國對華外交的態度與手腕，各具特色，英國陰柔，美國熱心，日本奸巧，俄國翻覆，而法國是蠻橫。所以李鴻章這個移教堂的交涉辦得很傷腦筋。

　　後來有個洋人毛遂自薦，說這個交涉不必跟法國辦，要到羅馬跟教廷去商量，只要教皇批准，可以不理法國政府。李鴻章採納此議，派他到羅馬去接洽。中國政府開出來的條件，不但合理，而且優厚，撥地，負擔遷地費用，遷建工作儘量予以方便。教廷欣然同意，於是蠶池口的教堂，遷到了西什庫。慈禧對李鴻章的這個交涉，深為滿意，此亦為以後益見信任的一大原因。

　　此時，來當貓腳爪的崇綺，氣走閻敬銘，「功成身退」；福錕則早於光緒十年夏天，即由戶部侍郎升調工部尚書，與翁同龢做伴。閻敬銘、崇綺雙雙遷改，翁同龢、福錕原封不動由工部移戶部。這是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間之事。

　　福錕不必說，用翁同龢的原因是：第一，身為帝師，在慈禧看是「自己人」，凡事好商量；第二，君子可欺其以方；第三，性情比較平和；第四，多少也有些用他對付李鴻章、張之洞的意思。我相信調翁長戶部，必出於醇王的保薦；醇王對翁同龢的態度，猶如民間望子成龍的富翁，必然敬禮西席。而翁同龢先恃恭王，恭王失勢，必更靠緊醇王，亦是必然之理。

　　其時清流雖已風流雲散，但老一輩的翰林中，猶有諍臣。兵部侍郎黃體芳看出醇王辦海軍別有用心，而李鴻章遲早會被利用，所以光緒十一年年底，奏請開去李鴻章會辦海軍差使。慈禧大怒，以跡近亂政，交部議處，結果是降二級調用。正二品的兵部侍郎，變成正三品的通政使。這個缺在明朝是機要之地，因為總司章奏出納，只要稍微動點手腳，就可以使政策改觀。趙文華就是盤踞此地，以為嚴嵩的羽翼而大見親信。但到了清朝，政柄由內閣移向軍機，這個衙門就成了贅疣了。

　　閻敬銘之不能安於位，醇王的關係亦很大。醇王以武略自命，而所管神機營腐敗不堪，猶一味以籠絡為駕馭，閻敬銘幾次想裁神機營的餉，自然為醇王所惡。同時，閻敬銘理財主保守，即除弊重於興利。觀《清史列傳》本傳所記可知：

　　時朝議整頓錢法，擬先令直隸、江蘇各督撫，添購機器，製造製錢。（光緒十二年）十一月，敬銘奏言：機器製造錢文，工本過巨，京局開爐，恐滋市廛疑慮，請于濱臨江海各省，應解京餉內酌易製錢，解在天津備用。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：該堂官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，飾詞延宕，著交部嚴加議處。

　　尋議上，欽奉懿旨加恩，改為革職留任。敬銘自任戶部尚書後，凡議覆陝西、甘肅、關內外，伊犁、烏魯木齊、古城收支軍餉俸餉，及防勇口糧雜支章程，與各省製造善後等局經費，有裁減者、有刪除者、有歸併者、有酌定額數者、有停止部墊者、有複額餉而符舊制者，無不力求撙節，以裕餉源。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，委解餉項遲延，均請旨議處，以為通用徇隱者戒。

　　由上引的論述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閻敬銘理財的長處與缺點，在裁汰浮冒的節流工作上，斤斤較量，真是實心為國，但對開創性的改革，持高度懷疑的態度，過於保守，是其所短。《清史稿·食貨志》論錢法：

　　光緒九年，複減為二錢六分。時孝欽顯皇后銳意複製，下廷臣議；以滇銅運不如額，姑市注銅交機器局試鑄。戶部奏稱機器局鑄錢並京局開爐之不便，懿旨罪其委卸。

　　此即指閻敬銘反對機器鑄錢一事。而議處的上諭中，特為標明奉懿旨，即因慈禧「銳意複製」之故。慈禧聽政，除了有關其私人利益之事以外，大致皆能虛衷以聽，擇善而從，如康熙的作風，較之胡亂出主意，反覺高明。因此，在同光中興時期，有好善政及改革，卻很難指出某一制度或措施出於慈禧的主張，唯獨整頓製錢，是慈禧「銳意」要做的一件事。所謂「複製」是複何制度？要明白這一點，筆者先介紹一段文章，對清朝複雜多變的錢法，有簡要敘述，讀者易於得一概念：

　　我國自來以銅錢為本位貨幣，清初命戶部設寶泉局，工部設寶源局，各直省設鑄錢之局，劃一其輕重大小。自官吏之俸給，以迄納稅與其他買賣，皆以此為使用，通行全國，此蓋我國惟一之貨幣也。

　　案戶部則例：寶錢局專鑄樣錢，為各省鑄錢之模範，儲諸國庫，以備有事之用，故日常流通，鮮有得見。工部暨各直省所鑄者，是謂「製錢」，為日常所通用者。計樣錢百個，重一斤；製錢之重量，當樣錢四分之三，是製錢每千之重量，當有七斤半。其鑄合成分，為紅銅百分之五十二，白鉛百分之四十八，大小色澤，極為勻整。迨至乾嘉之時，所鑄之錢，已不及康熙雍正，成分色澤雖較遜，然品質尚不甚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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