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大老(11)_高陽

一一

　　▼「八表經營」張廣雅

　　張之洞「工於宦術」，已成定評，而知者不多。知者之所以不多，即因張之洞工於宦術。此話怎講？我一說就明白了，凡為張之洞所識拔，所庇護者，皆如張之洞之工於宦術，拆穿張之洞，就是拆穿自己，故皆曲為之諱，亦即為己掩飾。舉個例說，盛宣懷為李鴻章所用而起家，人盡皆知，殊不知盛宣懷本為一「空心大老倌」（見《徐愚齋自敘年譜》。按：徐愚齋名潤，字雨之，此人於中國之得以發展對外貿易，接觸西洋文明，促成上海之繁榮，有極大的貢獻。其年譜本收入世界版《洋務運動文獻類編》，食貨出版社刊入《中國經濟史料叢編》，印有單行本），後之得成巨富，實由於與張之洞的一筆「交易」，盛為張收拾「漢陽鐵廠」這個爛攤子，而張則保盛總辦鐵路所致。此中內幕，在盛宣懷自不肯宣洩于人，張之洞之工於宦術，亦就不易為人所知了。

　　張之洞的宦術，可用兩句話概括：一是巧於趨避，二是疏密互用。先說巧於趨避，如前引黃秋嶽所記，張以曾保康梁，至戊戌政變一作，亟印《勸學篇》並再三非難王安石，表示自己仍是「元祐正人」，即為避禍之道。避者避為慈禧所惡，趨者亦趨慈禧所喜，掌握住這個不二法門，乃能逢凶化吉。故如張佩綸、陳寶琛皆因「誤保唐炯、徐延旭」獲嚴譴，而張之洞亦曾力保唐炯，不僅無事，反得由晉撫升調鄂督。李慈銘光緒八年五月初八日記：

　　聞張香濤近日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，居首者張佩綸、李若師、吳大澂、陳寶琛、朱肯夫五人。又有侍郎游百川、巡撫卞寶第、布政使唐炯及總兵方耀等數人，余皆乳臭翰林。其考語皆百余字，于張佩綸謂有一無二之才，于唐炯謂封疆第一人物，內舉不避親（自注：唐炯，其妻兄也）。

　　按：張之洞第三娶唐夫人，年譜記為「湖北按察使遵義唐威恪公樹義女」，而《清史稿·唐炯傳》謂其為「訓方子」。唐訓方字義渠，湖南常寧人，則唐炯為張之洞妻兄之說，似有不符。細審知為《清史稿》之誤。唐樹義別有傳，系於四百一卷《徐豐玉傳》之下。咸豐三年冬，湖廣總督吳文鎔為湖北巡撫崇綸所凌逼，帥師七千人東攻黃州，另飭臬司唐樹義扼守上游，四年元宵，黃州城內太平軍趁大雪全師出擊，鄂軍大潰，吳文鎔死亂軍中。唐樹義水師由武昌之東的灄口，退至武昌之西的金口。太平軍攻漢陽得手，隨分軍攻武昌，崇綸閉城而守，唐樹義禦敵金口，船破溺死。

　　其時唐炯前一日方至金口省親，倉皇奉遺疏走湖南，迎謁曾國藩。曾于二月初於衡山舟次，拜折奏報東征起程日期，附片代奏唐樹義遺疏。武昌克復，唐炯覓父遺骸歸葬，服闋，以舉人捐知縣，分發四川，署南溪縣，治績卓異，尤善治盜，號稱「唐青天」。張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，福建巡撫張兆棟撥備省防之兩營歸張節制。張致李鴻藻函，謂「其將黃超群……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，而隨南溪先生轉戰行間」云云，南溪即指唐炯。

　　胡文忠為胡林翼，在貴州任知府，善捕盜，為雲貴總督吳文鎔所激賞。吳督湖廣，奉旨檄調胡林翼赴援，時胡已升任貴東道，率黔勇千人會曾國藩東征，甫至湖南，吳文鎔已殉節。咸豐四年秋，湘軍克武昌，胡林翼即補唐樹義的遺缺，升任湖北臬司，所統黔勇，編入湘軍，中以朱洪章為最知名，隸曾國荃軍。

　　金陵克復，以文宗在日曾有諾言，能平洪楊者封王，而清朝自削藩後，異姓不王，已成定制，因析一王爵為侯伯子男四爵，曾國藩封侯；曾國荃封伯；而以「先登九將」的李臣典封一等子；蕭孚泗封一等男。

　　其實先登首功屬朱洪章。李臣典為曾國荃心腹，金陵城破後，奉命守「天王府」，至第二日黎明，天王府忽然失火，於是曾國藩奏報，「歷年以來，中外紛傳逆賊之富，金銀如海，乃克復老巢，而全無貨物，實出意料之外」，呈繳者唯純金偽璽一方。李臣典即以此「功」得膺上賞，但富貴不永，十幾日即病歿，朱孔彰《中興將帥別傳》云：「公夜戰過勞，明日病熱。或曰：公恃年壯氣盛，不謹，疾之由也。」則「夜戰」者當為「枕席行師」，其疾則夾陰傷寒。黃超群亦為黔軍宿將，張佩綸因其本為胡林翼部下，而又曾隨唐炯作戰，故特加看重。

　　唐炯確為封疆中第一流人物，張之洞「內舉不避親」，無足為病，但他人保唐炯則以為罪，張之洞「內舉」則置不問，信其宦術之工，有不可及者。

　　當然，唐炯後來之出事，為張之洞始料所不及，否則，他亦不會貿然力保。張之洞保舉人才，絕不會「逢君之惡」，此則另有例可證。《花隨人聖庵摭憶》曾錄陳寶琛致張之洞一函云：

　　達公前輩執事：匆匆出都，遂闊音問。晉陽新政，四海所瞻，公之勤勞，亦已至矣！……去國半年，時局略異，少農罷政，庶子掌台，舉措如斯。方惜公與丹公不即炳用，更生乃忽自污，以快讒慝，令人憤懣欲死。譴責固所應得，然其數年來忠讜之言，隱裨朝局，亦中外所知也，當不為一眚所掩。既不蒙曲宥，若久於廢棄，恐亦難饜人心。侍與之同年，蹤跡又密，欲論其事，則涉阿好黨護之嫌，望微言輕，亦恐難回天聽。閱抄後，彷徨數晝夜矣！公能為大局一言乎？在渠疏野之性，棄官如屣，方且愎而不悔也……手此敬問興居，不盡百一。侍寶琛頓首，二月十二日，袁州試院。

　　黃秋嶽注此函，言之未詳，試為更釋之。按：此函當作於光緒十年二月，陳寶琛任江西學政時。張之洞於光緒七年十一月放山西巡撫，到任兩年有餘，大舉更張，故有「晉陽新政」之語。「庶子掌台」者，指延煦於光緒九年夏任左都禦史，延煦為宗室，故稱庶子。「少農罷政」語似不可解，少農為戶部侍郎，光緒九年六月，六部人事有一番大調整，孫詒經本為戶部右侍郎，轉左則無所謂「罷政」。按：孫詒經本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，出督順天學政，本不在部；光緒九年六月，調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，仍留順天學政任，則所謂兼管戶部三庫，乃徒擁虛名。

　　戶部三庫者，銀庫、緞匹庫、顏料庫，此差之重要，遠過於管理錢法堂。今以孫詒經調任而不令到職，等於「罷政」，三庫之管理權自必落于滿左侍郎福錕之手。觀此兩語，可知延煦、福錕皆未饜人望。此兩人與翁同龢皆頗接近，延煦與翁異姓昆季，關係尤深，則陳寶琛此函，所寓南北相爭之意，殊為顯然。

　　「丹公」指閻敬銘，時為戶部尚書，而陳寶琛猶惜其與張之洞不即入軍機，是則可知閻與張此時聲望正隆；後之恭王出樞，全班罷直；禮王世鐸掌樞，用閻敬銘及張之洞族兄張之萬為軍機大臣，皆所以敷衍北派，彌補李鴻藻被黜之憾。即用額勒和布，亦有深意。光緒九年九月，陝撫馮譽驥被劾，朝命戶部尚書額勒和布、署左副都禦史張佩綸為欽差，馳驛查辦。事由張佩綸一手主持，劾罷多人。張佩綸自謂「往還數千里，咒駡十三家」，即指此事。額勒和布庸碌無所長，拱手受成而已，但虛名在外，故用其為軍機大臣以代景廉，亦隱然有尊重北派及張佩綸之意，而實利其如世鐸之毫無主張，易於駕馭。孫毓汶對此「新閣」的「架構」之設計，實不愧為大政客的手腕，一方面利用南派的盛昱，另一方面又暗示尊重北派，使北派對慈禧、醇王一無所怨，而種毒于南派，益成水火。然後繼以「三江會辦」，置張佩綸、陳寶琛等於積薪之上，一舉而廓清清流。唐朝牛李、宋朝新舊、明末東林與閹黨之爭，糾纏轇轕，連年不絕，皆為孫毓汶所竊笑了。

　　回頭再談陳寶琛的信。「更生」指寶廷；黃秋嶽以為「此箋蓋為竹坡自劾而發，竹坡既革職，意求南皮疏為之複官也。更生者，劉向之字，以比同竹坡，言同姓之直臣也」，甚是。此函並無下文，但非張之洞不念舊誼，亦以宦術使然。

　　在陳寶琛之意，張之洞簾眷正隆，既可一疏保中外官員五十九員，則寶廷自劾閑廢已一年有餘，慈禧怒亦稍解；得其一保，更以軍機的斡旋，複起非不可能。但張之洞權衡朋友的交情與個人的前途，畢竟後者為重，故陳寶琛一函，如石沉大海，亦意料中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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