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大老(8)_高陽

八

　　時孫毓汶往江南按事，歸途順道回鄉。所謂「濟寧電線皆斷」，則知在此以前，孫毓汶固與醇王有密電往還，為醇王的謀主。在京大僚，關於政局變化須向濟甯打聽，可知孫毓汶此時的分量，而所謂「電線皆斷」自是有意為之，藉以保密。孫毓汶與醇王通信，固有輾轉遞交的電路，可達北洋。其時盛宣懷方署津海關道，與馬眉叔同為李鴻章朝夕相處的親密幕僚，以醇代恭，盛宣懷亦極可能參與密謀。當光緒初年醇王曾主張以左宗棠代李鴻章，後知其不可，遂與李結納，信任益專。李鴻章其時方以張華奎結納清流，感到張樹聲對他已形成威脅，因為通過盛宣懷的關係，助孫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謀，就其個人利益而言，固為上策。電報局為盛宣懷一手所創辦，各地電報局的技術人員，尤其是從事譯電的「電報生」，皆負有為盛宣懷探聽政情、傳遞消息的任務。孫毓汶人在江南，而能遙為策劃，倘無盛宣懷之助，是件不可能之事。

　　李鴻章之致憾于張樹聲父子，有一事可證。劉體智《異辭錄》記：

　　張靄青觀察，南城謂之清流靴子，譏其比之於腿，猶隔一層也。又謂為捐班清流，而乃翁靖達為誥封清流，以善與諸名士交，而有是稱。觀察才識，文忠固所夙知。先文莊以姻婭故，益加青睞。需次入蜀，立予鹽差，旋補建昌道缺。致書文忠，薦為按察使。文忠複書曰：「朝廷黜陟，從不與聞。」再請則曰：「道員升臬，鯉魚躍龍門，談何容易？」

　　以李鴻章的分量，保一督撫亦尋常之事，遑論監司？舉個明顯的例子，光緒四年，李鴻章薦吳大澂可任監司，即以編修用為道員，發往山西交曾國荃差遣，旋授河北道。按：編檢京察一等者，不過外簡知府，丁醜狀元王仁堪以修撰值南書房，頗受眷遇，後有人言，南書房翰林清苦，皆思外放，因命開單進呈。王仁堪家本豐饒，而軍機開單仍以王列第一，藉以排斥，乃特旨不過簡放江蘇鎮江府知府。今吳大澂以李鴻章論薦，謂其堪任監司，竟七品編修一躍而為三品道員；光緒十二年，得簡廣東巡撫，亦李鴻章之力為多。今以本省督撫有意擢道員為臬司，如得李鴻章一薦，絕無不允之理，何況張華奎為故人之子，重以劉秉璋的交情，而始則不報，繼則推諉，出乎恒情，故知必有所憾。

　　李鴻章亦深惡清流，但亦深知清流不可侮，且亦不妨利用，手段自是高人一等。其籠絡清流之道，不外以利祿羈縻，除了張佩綸之外，為李所「收買」者得兩人，一為李慈銘，試以《越縵堂日記》證之。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：

　　馬榖山中丞聘為浙江書局總校勘。

　　馬榖山即馬新貽，與李鴻章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會試同年。此科為名榜，沈葆楨、沈桂芬、郭嵩燾、鮑深源、徐樹銘、黃彭年、劉郇膏、龐鐘璐，都在這年中進士。狀元即張之萬，會元許彭壽是筆者的叔曾祖，殿試二甲一名傳臚。馬新貽與李鴻章的交情極厚，由皖藩擢浙撫督兩江，皆由李鴻章言于曾國藩，力保而來。李慈銘受馬之聘，出於李鴻章之薦。

　　光緒八年四月六日：

　　撰合肥相國李太夫人挽聯云：「槐鼎熊茵，甲第雙迎武韓國；鞠衣蜜印，養堂專祭定夫人。」上語用《舊唐書·李光弼傳》語，李母韓國太夫人，李氏與今事適合。合肥本許氏，父育于李，遂冒李姓，故娶李不以同姓為諱也。

　　按：李鴻章對李慈銘三節必有厚饋，光緒十年更延其主講天津學海堂，致束脩甚豐。是年三月十三日記：

　　謁合肥督相，坐談一時許。合肥受北洋之寄，極使相之尊，其深信夷人，動效夷法，廣作機器，久糜鉅資，又委任非人，誠亦無解人議。然身處危疑，事囂責備，力分勢掣，財匱兵驕，局外之言，不中事會。近法夷和約五事……無傷國體，速定盟言，自來款議，此舉差優，平情論之，功不可沒。

　　論李多作開脫原情之語，在李慈銘是很難得之事。但前一日亦即出京謁李之前，致書甘願認以為師的翁同龢，卻又是一派主戰的論調：

　　昨作書致翁叔平師，言時局可危，門戶漸啟，規以堅持戰議，力矯眾達，抑朋黨以張主威、誅失律以振國法。……

　　一日之隔，口吻頓變，可知李鴻章籠絡之術甚工。李慈銘于同治二年報捐郎中，分戶部，九年中舉，庚辰六年成進士，會試四總裁為景廉、翁同龢、麟書、許應騤。闈中由翁同龢一手主持，先取第十九名，後改第一百名，因欲以其卷「束榜」，並特選其三場文字入闈墨，故李于翁，不無知遇之感。本來房考不薦，主考除了搜遺，無取中之理，所以主考稱「座師」而房考反稱「恩師」。李慈銘于其恩師林紹年殊無恩，雖不廢門生之禮，意頗輕之，行徑與龔定庵相似。

　　李慈銘殿試二甲，本可有點翰林之望，但以年老家貧，當不起窮翰林，而賣文為活，聲名早在，亦不必借翰林頭銜，所以「乞翰林院陳情，還郎中本班」，得旨「以厚資敘用」。但直至光緒十三年始補實。

　　前一年他請人刻一印，文曰：「道光庚戌秀才，咸豐庚申明經，同治庚午舉人，光緒庚辰進士。」所謂「明經」者，指出學的貢生；生員出學，可以不應歲試。其謝恩詩起句「各場冊載號寵眉，身是宣皇老秀才」，即言道光庚戌入學，難得四朝逢庚，故刻此閒章自娛。

　　李慈銘自補授郎中後，兩與考差，以為孫毓汶所惡，「兩試兩取第一」而皆落空，於是黃漱蘭、黃仲弢父子與王仁堪等，集貲「謀為餘捐試俸為考禦史地」，光緒十五年赴考，以翁同龢之力得第二，下一年即補山西道禦史，巡視北城。但既有言責，反而緘默，則以年逾花甲，銳氣已消，而大官大罵，小官小罵，本亦為李慈銘之「術」。其術既售，不罵也罷。

　　另一為李鴻章所收買的清流，即是吳大澂。吳頗熱中，先為其同鄉前輩潘祖蔭的門客，其後又巴納醇王。李鴻章是早就看穿此人底蘊的，所以早在光緒初元，即頗假以辭色。當孫毓汶定計掃蕩清流時，所用的辦法，即是扶此輩上虎背，使其顛蹶而下。張佩綸到馬江，地最危；陳寶琛到南洋，為曾國荃的會辦，人最難纏；唯獨吳大澂為李鴻章的會辦，得其所哉，這自是吳事先安排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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