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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六

　　十二月初，文、汪兩欽差，隨帶司官四員，馳驛到了清江浦；孫玉庭、張文浩、漕運總督魏元煜以及其它文武官員總共一百多人，都在一處向來為南北往來大臣過境「請聖安」、名為萬柳園的接官廳待命。

　　日色將午，只見一名材官，飛騎而至，到得轅門，滾鞍下馬，口中高呼：「兩位欽差請漕督魏大人請聖安。」

　　孫玉庭聽得這話，知道他自己跟張文浩，都已革職，說不定還有嚴譴；因為皇帝即位以來，已有天威不測的名聲在外，欽差此來，亦許就會在行館審問，那就得即時佈置一個公堂，所以將清河縣知縣傳來問道：「該預備的事，有預備沒有？」

　　清河縣是帶了差役、刑具來的，當下答說：「卑職已經預備了。」

　　張文浩的家人亦有預備，一件文青褂、一頂空梁帽，是犯官的服飾，張文浩一見，不免掉淚，孫玉庭便揮一揮手說：「現在還用不著，等一會再說。」

　　這時兩名欽差的轎子也到了，一直抬入萬柳園大門；魏元煜隨後跟了進去請聖安。等他回出來後，便有材官來關照孫、張二人連同魏元煜一起「聽宣」。

　　這時大堂上已設置香案，四名司官一起從中門走了出來，為首的手捧朱諭，在香案前面一字排開。面前跪著的是三名總督。

　　於是為首的司官宣讀上諭，這名司官是旗人，當過鴻臚寺的讀祝贊禮郎，天生一條的嗓子，音吐宏亮，聲調鏗鏘，讀到「孫玉庭辜恩溺職，罪無可逭」便停了下來，然後才徐徐問道：「皇上問孫玉庭知罪不知罪？」

　　孫玉庭將大帽子摘了下來，連連叩頭，口中答說：「孫玉庭昏憒糊塗，辜負天恩，惟求從重治罪。」

　　認了罪方始宣示罪名：「著革去大學士、兩江總督，再候諭旨。兩江總督著魏元煜署理。」

　　於是漕運總督魏元煜，三跪九叩謝了恩；接下來便要處分江南河道總督張文浩了。

　　「張文浩剛愎自用，不聽人言，誤國殃民，厥咎尤重。」司員停一下，換一種聲音問：「皇上問張文浩知罪不知罪？」

　　張文浩伏在地上，痛哭失聲；哭聲一半是真，畏懼不測之禍就在眼前；一半則是做作，只聽他愈哭愈響，口中斷斷續續地自責：「張文浩罪該萬死，求皇上立正典刑」。

　　司員等到哭聲稍低，方又宣示：「張文浩著即革職，先行枷號兩個月，聽候嚴訊」。

　　一二品大員，只有河督不適用「刑不上大夫」這句古話，有「枷號河幹」的刑罰——戴著伽在河堤上露立示眾；因為河督失職，以致堤防潰決，多少人家、家破人亡，民怨極深，不以此處置盜賊的辦法來羞辱他，以期平息民憤，或許會激起變亂。

　　當然，用的不會是真正用於盜賊，重數十斤的包鐵木枷，只是方廣尺許的一方薄板，外用黃綢包裹，開一個口子，套在張文浩的脖子上，隨即簇擁而去。

　　＊ ＊ ＊

　　不久，張文浩與孫玉庭的處分都確定了，張文浩是充軍到伊犁；孫玉庭則戴罪圖功，上諭中說：「孫玉庭自嘉慶年間總督兩江，公事妥協，朕親政以來，授為大學士仍管總督事務，數年來整頓地方，不遺餘力，即如查拿盜梟匪犯，節次緝獲數百名，商民均資利益，且其操守素好，正己飭屬，不愧封疆之寄。」

　　上諭又言：「本年因張文浩將禦黃壩堵遏，致有高堰浸口之事，孫玉庭不早參奏，致誤要工，咎無可辭，本應革職，姑念總督事繁，河工究系兼轄，著改為革職留任，並革去太子少保銜。」

　　接著複又降旨，命孫玉庭偕同新任漕運總督顏檢會辦本年新漕轉運。同時會同文、汪兩欽差，籌議修復高家堰決口，以及「借黃濟運」的辦法，勘估下來，經費需三百萬兩，朝廷准予照撥，結果運河仍舊淤塞不通，漕船無法進入黃河。

　　運河淤塞不通的原因，是「借黃濟運」必生的惡果，所謂「借黃濟運」即是開放禦黃壩，將黃河之水灌入運河，以期提高水位，能浮送漕船。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，因為黃水混濁，「一石水、六鬥沙」；而沙與泥不同，所謂「勤泥懶沙」，泥可隨水流動，而沙則停滯不動，因此「借黃濟運」勢必使運河淤塞、河床墊高，滿載的船隻，吃水甚深，水淺就動彈不得了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黃河必須水勢勁急，方能將停滯之沙沖刷而下，此即明末治河名臣潘季馴所創治黃河兩大要訣之一的「束水攻沙」。如今黃河之水，灌入運河，水流緩慢，不能發揮「攻沙」的作用，亦就更易於淤塞了。

　　因此，到了夏至已過，本來漕船應該全數渡黃河的，這年卻仍有一半滯留在清江浦以南，迫不得已，孫玉庭奏請用「盤壩」的辦法，將漕糧運到通州——在清江浦雇人將漕糧一袋袋肩負至山東臨清州，再征雇駁船，由北運河轉輸通州。這筆費用不輕，兩百萬石漕糧盤壩連雇駁船的費用，總計需銀一百二十萬兩。

　　朝廷迫不得已，只有照撥。革職留任，戴罪圖功的兩江總督孫玉庭，無須留任，遺缺調山東巡撫琦善繼任。

　　這琦善是蒙古人，姓博爾濟吉特，這一族的蒙古人，與大清朝的皇室，世為婚姻，可說是國戚。琦善祖先，當年率部歸誠，因而得封侯爵；琦善在嘉慶十三年以蔭生的資格被任為刑部員外郎。六部辦案，都講究蕭規曹隨，要依照以前的例案，尤以刑部為甚，但例案只有書辦熟悉，所以司官大都為傀儡，全受書辦的擺佈。

　　琦善是個極有志氣的人，決意要自立，因而以三百兩銀子為贄敬，拜了一名書辦為老師，延請到家，學習刑名。如是兩年工夫，終於精通了律例，成為刑部司官中出類拔萃的人物，嘉慶十七年升郎中，下一年京察一等，擢升通政副使，不久外放為河南臬司，由臬司而藩司、而巡撫，道光元年調任山東；父死襲爵，人稱「琦侯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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