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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七

　　琦善的才幹確有過人之處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屬下都能傾心服從。當高家堰修堤時，他已經料到，朝廷必命利害相關的省分，攤派均分；山東與黃運兩河的關係最密切，所以早就籌好了六十萬兩銀子，只等朝延的旨意，便可撥付。

　　此舉大為皇帝所稱許，加以有越發走紅的禧恩為他吹噓，所以升任江督，賦予修治高家堰大堤石工及疏浚運通的重任。但治河即不能通漕，本年用盤壩的辦法，勉強應付過去，來年又將如何？

　　於是建議紛紛，各抒所見，有人主張「折色」，不「征實」而折收銀子；有人主張停運一年，將漕米存倉，到後年再運。但經過研議，這兩個辦法都不可行。

　　江浙兩省的漕糧，征足可達二百萬石，以一半折色而論，需銀兩百多萬；「地丁」征銀，一年一百多萬，尚須不斷催收，非常吃力，現在忽又增加一倍有餘，其勢萬難。再說，市面上突然增加一百萬石米糧，作何用處？滯銷導致糧價低落，「谷賤傷農」，大妨民生。

　　至於停運，須知漕船運糧以外，兼有調節物資的重大作用，北方需要南方的綢布、海味，以及其它日用的「南貨」；南方需要北方的棗豆雜糧等，更靠「回空」的漕船運輸，停運一年，亦為大大影響百姓的生活。

　　總之，通運是必不可缺的，既然河運不通，那就只有海運了。這個主張是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英和提出來的。

　　朝廷降旨，命有關省分的督撫籌議，關係最密切的是江浙兩省，浙江覆奏，只有兩個海口，一個是乍浦，但因為有海塘之故，海運的沙船無法靠岸；寧波則阻隔曹娥江及錢塘江，要將全省漕米集中到寧波去裝船，這筆水腳不得了，所以海運在浙江是行不通的。

　　那就只有江蘇了。江蘇全省由兩江總督及江蘇巡撫分治，而海口全在江蘇巡撫的轄區內。新任的巡撫陶澍，奉到上諭後，立即邀請由臬司轉任藩司的賀長齡來商議。

　　賀長齡字耦耕，與陶澍是同鄉，湖南善化人，他是嘉慶十三年的翰林，與陶澍在京師，也是講學的朋友。大清朝到了乾隆年間，已經沒有甚麼「反清複明」的思想了，忌諱一去，文網大開，士大夫做學問，不是講究辭章；便是由「漢學」趨向經術，其中有一派著重經世致用之學，而以湖南人得風氣之先，賀長齡便是此一派的巨擘。他將滿清入關以來，有裨實用的文字，搜輯成書，名為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，胸懷抱負的有志用世之士，都奉此書為圭臬。

　　找賀長齡談海運，真是找對人了，他對海運的源流興廢了然於胸；加以隨身帶了一部《皇朝經世文編》作參考，就越發談得頭頭是道了。

　　「海運在元朝就已經有了。明朝永樂年間，會通河修通，因為明太祖原有『封海』的禁令，所以把海運停了。」賀長齡翻了一下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，接下去說：「到了本朝，黃運兩河到了乾隆末年，就常出毛病了，所以嘉慶年間，詔令各省籌議海運——」

　　「其實也只是江浙兩省。」陶澍打斷他的話說，「我記得那年是嘉慶十六年，江督是勒中堂勒保；他似乎不大贊成。」

　　「是，最不贊成的就是勒中堂。」

　　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　　「勒中堂領銜會奏的覆奏中，列舉了『不可行者十二事』，最要緊的一點是『大洋中沙礁叢雜，險阻難行，天庾正供，不可嘗試於不測之地』，又說『旗丁不諳海道，船戶又皆散漫無稽』。海運既興，河運仍不能廢，徒然增加開支。因此，先帝在日，從此沒有人敢談海運。」

　　「那末，耦耕兄，依你的看法呢？」

　　「依愚見，海運所須顧慮者，無非風險二字，此外都不足為慮。」賀長齡緊接著說：「先說費用，如今盤壩駁運，遠比海運來得糜費；至於旗丁不諳海道，既雇商船，旗丁所司，無非搬卸漕糧，不諳海道，有何關係？船戶散漫，在乎約束，帶頭得人，何敢散漫？」

　　「是極，是極。」陶澍連連點頭，「你我所見略同。至於風險一層，英中堂的原奏，亦曾提到。」他命值簽押房的小廝，將英和請行海運的原奏檢出來，指著念道：「『國開承平日久，航東吳至遼海者，往來無異內地，今以商運決海運，則風颶不足疑，盜賊不足慮，微濕浸耗不足患。』這話是過分樂觀了，盜賊或不足慮，颶風定不能置之度外，萬一風急浪高，沙船失事了，責任誰來承擔？這一點，似乎應該預先奏明。」

　　「那是當然的。」

　　「我看，窒礙恐怕還在雇船，有那麼多沙船嗎？」

　　「那要到上海看了才知道。」

　　陶澍沉吟了一會說：「耦耕兄，我想你我應該分任其事，你主外，我主內；主外事煩，要偏勞你了。」

　　「大人的意思是，讓我駐紮海口，就地調度？」

　　「正是。」陶澍又說：「你也應該找個幫手，你看誰好？」

　　「陳芝楣很行。」

　　陳芝楣指松江府知府陳鑾，湖北江夏人，嘉慶二十五年，「三元及弟」陳繼昌一榜的探花，這年因京察一等外放為松江知府，到任比陶澍還要晚一個月，因此，他不免懷疑：「陳芝楣到任不久，地方情形只怕還不熟悉，他行嗎？」

　　「陳芝楣對江蘇的情形，並不陌生，他在百文敏幕府好幾年，是百文敏極賞識的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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