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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〇八

　　沒有見過孫大總統的人，就只有一遍再一遍地讀他的文告了。這篇發佈于「大中華民國元年元旦」的「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」，用印刷、手抄、口述等方式，傳播在每一條街道、每一個家庭之中；最為人傳誦尋繹歡喜感激的是，孫大總統以各種「統一」為中心的「政務方針」，為每個人帶來了希望、信心和勇氣。在滿清腐敗殘酷統治之下，外侮內患，迭相打擊，以致頹喪抑鬱的大多數中國人，在這篇莊嚴宣言的鼓舞之下，都能抬得起頭、挺得起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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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然而破壞統一的惡勢力，卻是越發囂張了。

　　滿清腐敗勢力所哺育豢養的袁世凱，就彷佛專食腐屍的一隻梟鷹。他不但反噬其主，而且更垂涎於豐碩的革命果實。

　　當逸仙先生在眾望所歸之中，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時，袁世凱內心的失望與妒嫉是可想而知的，「革命政府成立了！」他向左右表示：「我又坐在什麼位子上呢？」

　　為了實現他的野心，袁世凱是不擇任何手段。他的第一步策略是「拆臺」；唐紹儀本來是他的「全權代表」，卻忽然被指責為「越權」，說唐紹儀無權簽訂在「南北議和會議第三次會議」中取得協議的「條款」。這就等於剝奪了唐紹儀「全權代表」的身份，當然要電請辭職。

　　於是，袁世凱直接打了個電報給南方的代表伍廷芳，聲明已准許唐紹儀辭職；表示「簽定各款，事前未經呈明，有礙難實行之處。」他推翻了成議，卻還不敢公然決裂，說「此後當與伍代表直接電商。」意思是和與戰都要由他個人來決定。

　　代表革命政府的伍廷芳，只能承認此後不以唐紹儀為談判對手；卻不能承認已由唐紹儀以「全權代表」身份簽定的「條款」可以取消。同時表示「電商不便」，請袁世凱親自到上海來面談。

　　袁世凱又何肯南下？提出反要求，請伍廷芳北上。和議原在上海，袁世凱要談，當然到上海來談；他也知道這個無理由的反要求決不會為南方所接受，而所以提出，無非要使和議無形中停頓而已。

　　這真是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」；襟懷寬宏的逸仙先生，為了袪除袁世凱的疑慮，決計致書勸他歸順。而袁世凱並無確實的答覆；因而決定用兵。

　　當時的方略是分路進軍，以兩湖前線的革命軍為第一軍，向京漢路推進；在南京的各省北伐為第二軍，向津浦路推進，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、鄭州之間；淮揚為第三軍，煙臺為第四軍，進取山東，會師於濟南、秦皇島之間，與關外的第五軍，秦晉的第六軍，大舉進攻北京。

　　為了指揮北伐，特地在總統府成立大本營，組織參謀處。孫大總統任命陸軍總長黃興兼任參謀總長、鈕永建為參謀次長。調兵遣將、策定方略以外，後勤支持的責任，落在黃膺白身上，他以滬軍都督府參謀長兼任大本營兵站局長；此外他又是浙江子弟所編成的第二十三師師長，所部分紮京滬兩地，擔任內線警衛的重要任務。因而成了一個大忙人，僕僕京滬道上；滬甯鐵路局特為他加開夜快車。作為支持北伐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供給軍火。

　　製造局尚未開工，庫存械彈，則已告罄；迫不得已只有向日本軍火商「泰平組合」接頭。這個組合是由日本幾家大貿易商——大倉喜八郎的大倉組，三井物產及高田商會等，共同出資組成，跟日本軍部勾結，用低價購入日俄戰爭所遺留的剩餘軍火；再以高價轉售給中國。當辛亥革命發生後，泰平組合就做了兩筆好生意，第一筆是武昌首義之後，清廷決定派陸軍大臣應昌領兵三萬沿京漢路南下；應昌與日本駐華北的青木少將磋商，要求迅速供應大量炮彈、槍彈及步槍，因而由日本政府授意泰平組合，與北京陸軍部簽訂了一份總額二百七十三萬日元的購買軍火合約，全部價款分三期交付，但清廷只在訂約時交了第一期，就無力履行合約了。

　　第二筆就是賣給革命軍。第一批是私人之間的秘密交易；第二批便已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許。因為其時西園寺內閣的對華政策，已經有了改變，原來是支持袁世凱，此時認為同時支持革命党與袁世凱對日本最有利，第一、中國如果發生長期南北對抗的情況，日本便有混水摸魚的可乘之機；其次，南京的光復，足以平衡革命軍在武漢失利的情勢。換句話說，即使和議不成，革命軍也可以站得住腳，在武力周旋之下，亦未必不能打敗袁世凱的北洋軍隊；所以應在此時為將來要求權利留餘地。總之在日本傳統的雙重性格外交政策之下，不論孰勝孰敗，日本都可收左右逢源之利。

　　日本駐上海的總領事有吉，在得到他的政府的電令以後，讓大倉洋行由海道運到步槍一萬二千枝、子彈二千萬發，機關槍六挺、山炮六門、炮彈五千發，直接在南京下關交貨；經大本營兵站局，轉發前線。這批軍火，大多已逾有效使用年限；可是對北伐的革命軍來說，卻覺得深為得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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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軍沿津浦路推進，氣勢如虹；在黃花岡一役貽誤戎機的姚雨平，這次表現得很好，所領粵軍驍勇善戰。張勳的「辮子軍」在蚌埠以北與革命軍接戰，一敗於固鎮，再敗於宿州，於是棄徐州、遁濟南，北方大震。

　　誰知這一來反倒造成了袁世凱的機會。這個竊國大盜的手法是：一方面挾北洋勢力與南方周旋；一方面又利用革命黨的聲勢，脅迫清廷。而自和議開始以後，更在暗中用分化滲透的手段，在革命黨內部有所活動；好些目光短視、意志不堅，而有發言地位的人，都有一種議和的關鍵系于袁世凱的想法。汪精衛是早與袁世凱通了款曲的，甚至黃克強亦動搖了。

　　他本來是意氣風發的豪傑之士，而漢陽一敗，喪失了銳氣，也喪失了信心，加以作為南方革命軍精銳的浙軍，對他不免輕視，越發增加了他的內心苦悶，而此苦悶的發洩，便是傾向立憲派與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改良派的論調：「武裝革命時期已過，今後當注全力以爭國會與憲法，即為鞏固共和、實現民治的正軌。」

　　因此，早在和議剛開始時，黃克強便以副元帥攝行大元帥職務的身份，派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，與北方的秘密代表保定陸軍小學堂監督廖宇春，簽訂了一份和議秘密條款，一共五條：第一條、確定共和政體；第二條、優待清皇室；第三條、先推翻清政府者為大總統。這就是許袁世凱以國家最高名位。廖宇春所提的原案是：「組織共和政體、公舉袁項城為大總統。」顧忠琛承黃克強之命，認為無須明言，所以仿照楚懷王約法「先入咸陽為王」的故事，作此措詞。以後各次和議大致便都是以此三條原則為討論的重心；而袁世凱的一切部署策略，便亦都是朝「優待清室，攫取政權」這八個字去進行的。

　　革命軍北伐的進展，在袁世凱看來，是「推翻清政府」的時機已到。在此以前，和議仍在秘密進行，所爭議的是優待清室條件，已告確定的是，清帝的名號不廢，陵寢宗廟得永遠奉祀，退居頤和園，保護私產，並優給歲俸，不少於每年三百萬元之數。逸仙先生原來只允許每年撥給五十萬元；是汪精衛極力主張從優，才增加了六倍。

　　袁世凱的行徑過於曹操，卻又不願有「今曹操」的名聲，所以儘管是這樣的優待條件，他還要替清室一爭再爭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，亦就在汪精衛從中奔走遊說之下，一讓再讓，歲費增到四百萬元；「退位」字樣改為「辭位」；宮內侍衛、太監等等，照常留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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