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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〇九

爭得告一段落，應該可以開始逼宮了，恰好革命軍北伐，給了他一個很好的藉口，首先是指使外務大臣胡維德、民政大臣趙秉鈞、郵傳大臣梁士詒等，聯名入奏：「人心已去，請速頒共和」；接著是命令段祺瑞等四十七將領，電請清帝退位。而又正好遇到擁清最力、主張硬幹到底的軍諮使良弼被刺，將滿清的親貴王公，嚇得躲在家裡不敢出門。這樣清帝的退位，便如箭在弦上了。 　　主戰最力的肅親王善耆和小恭王溥偉，原來組織了一個「宗社黨」想作最後的掙扎；此時見大勢已去，分別離開北京，一個到青島托庇於德國租界；一個到旅順想轉往日本，卻未能如願。而隆裕太后，終於在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宣佈了退位詔書。 　　詔書出於臨時政府實業總長、南通狀元張謇的手筆，經唐紹儀同意以後，電報北京照發。其中最要緊的一段是：「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，亦主張於後。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！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兆民之好惡？是用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。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即由袁世凱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乂安。」誰知等到正式詔書發表，在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」之下，加了這樣一段：「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。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。」這當然是袁世凱所篡改，用意是要表示，他的取得政權，是出於滿清的「禪讓」。可是這也就是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的表示。 　　一直雍容大度、不以個人出處縈懷、惟求理想實現的逸仙先生，到此才有雷霆一怒，痛責袁世凱與唐紹儀的不當。他們當然推諉於清廷；而且表示退位詔書等於個人的遺囑，決無死而復生、重加修正的道理。 　　於是經過汪精衛之流的說好說歹，由袁世凱發電承認臨時參議院及總統；並通令北方各軍，改用民國旗幟，作為服從逸仙先生領導締造的中華民國的表示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當南京光復，革命情勢好轉之際，眼見投機分子如林述慶之流的妄自尊大，爭權奪利，蔣先生就已深感痛心。他對革命事業，並不像許多淺薄浮囂的同志那樣，一味盲目的樂觀；在他冷靜銳利的眼光透視之下，不待逸仙先生表示退讓，就已看出革命事業必受挫折，而且需要經過盤根錯節的長期奮鬥，才能克底于成。因此，他決定留學德國，去研究軍事和國防計畫；而第一步的計畫是重新東渡日本，完成未竟的士官見習，同時補習德文，為留德的準備。 　　而瞭解他在光復杭州所作的貢獻的人，卻不瞭解他的內心；只讚美他「功成不居」，是光風霽月的襟懷。 　　當然，陳英士是深切瞭解的；在他動身以前，有不知多少次的促膝深談；送上船時，更覺依依不捨，而所談的卻仍然是革命。「手無寸鐵，集眾數百；武昌一呼，全國振盪，這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之造成，完全是由於革命精神貫注其中之故。誰知道，民國剛剛出現，革命精神就已經消沉了。」他問蔣先生：「你說，這是什麼原因？」 　　「革命的目的，在實現主義。如果對三民主義沒有徹底的認識，只由於『排滿』這個名詞的號召，而參加革命；那末，滿清一推翻，在他們看革命就算成功，革命精神自然就消沉了。」 　　「這是探本窮源之論。」陳英士深以為然，「追隨逸仙先生的同志雖不少，瞭解主義、瞭解逸仙先生的理想的，實在不多。以妥協為議和，以屈服為統一，錯了！」 　　「是的，現在錯了！期望將來不錯。這就是我覺得必須充實我自己的原因。」 　　「好！」陳英士深深點頭，「時勢所造的英雄，不是真英雄；能創造時勢的英雄，才是真英雄。逸仙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談到你；對你的期望極深。我也相信你一定是真英雄！『安危他日終須仗，甘苦來時要共嘗！』介石，為國珍重！」 　　長鳴的汽笛在催送行的人下船了！彼此有淚，卻都不願使對方看到，各自背轉臉去，悄悄拭去。 　　海天遼闊，碧波浩瀚，令人心胸一壯；蔣先生收拾起滿懷的別緒，以一瓣心香，為良朋默誓：「我要回來！我要回來重振中華雄風！」 　　（全書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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