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陽說紅樓(11)_高陽

一一

　　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敦敏的那首七律。此詩全為寫實，而且層次井然，由「雅識」一聯，可知在此以前，敦敏還不如他弟弟敦誠那樣與曹雪芹相知有素，經此一番「話舊」，才有更深一層的瞭解。所謂「話舊」當然是指「秦淮舊夢」（如所「話」為敦敏與曹雪芹之「舊」，則詩中應提到「虎門」——八旗宗學），「人猶在」三字，明指曹雪芹是親歷「秦淮舊夢」的人，下接「燕市悲歌酒易醺」七字，緊扣小序「呼酒」語，拉回實境，見得曹雪芹當時酒入愁腸的情態。此詩格律嚴謹，除開頭「雞群」兩字對「隔院」的人有些不客氣以外，通首到底只敘作者與曹雪芹兩人之間，呼酒話舊，不及他人。周汝昌把「人猶在」三字，解為「紅樓夢書中人猶在」，意在否認曹雪芹曾曆「秦淮舊夢」，是沒有效果的。

　　歸納敦敏、敦誠的詩，還可以得到一個反證，如果曹雪芹北返以後，曾有過像周汝昌所肯定的那樣豪華的生活，何以他們的詩中隻字不提？敦敏弟兄對曹雪芹的身世很清楚，而且相當同情他的遭遇，在交遊上，特別是曹雪芹死前數年，時有往還，果真曹家在北京有個已成為「廢館頹樓」的「大觀園」，豈能不去憑弔一番，形諸吟詠？這個消極的證據，在「秦淮舊夢人猶在」這一積極的證據反襯之下，特別顯得有力量。

　　敦敏、敦誠論交的經過，有個叫吳恩裕的人，在《有關曹雪芹八種》這部書中，作過很好的考證。他考出敦誠於乾隆二十二年在喜峰口《寄懷曹雪芹》的詩中，所謂「當時虎門數晨夕」的虎門，乃指「八旗宗學」，典出《周禮》：「周之師氏居虎門左」；果毅親王允禮作《宗學記》更明白指出：「即周官立學于虎門之外，以教國子弟之義也。」敦敏、敦誠詩中，「虎門」二字迭見，而尋繹詩意，亦無一非指學塾，如「虎門絳帳遙回首」等等。

　　敦誠於乾隆九年初入宗學讀書時，才十一歲，敦敏也在宗學讀書，年十六歲。敦誠詩中所說的「當時」，吳恩裕認為：

　　不應當指敦誠初入宗學時的乾隆九年。因為十一歲的敦誠是無論如何不能欣賞三十歲的曹雪芹那種「接䍦倒著容君傲，高談雄辯虱手捫」的風度的。而是應該指乾隆十四五年左右，敦誠年已十五六歲，他的哥哥年二十至二十一歲，曹雪芹則三十四五歲的時候。這時，不但二十多歲的敦敏，就是十五六歲的敦誠，也能夠欣賞曹雪芹那種疏狂傲岸的態度了。

　　這段話說得很中肯。但我可進一步補充：非三十四五歲的曹雪芹，也不可能有那種疏狂傲岸的態度。因為個性的成型和發展，需要有時間的過程。曹雪芹絕不是矯揉造作的人，他的時代也不是王猛的時代。魏晉之際，亂頭養望，捫虱高談，是一種「術」，而康雍乾三朝，全盛時期的旗人，正在講究飲饌服飾，那麼，以紈絝出身的曹雪芹，變成如此不修邊幅的名士派，得要多少年呢？如照周汝昌之說，乾隆十三四年時，曹雪芹才二十五六歲，是不是已能形成此種性格，姑且不談；但二十五六歲的青年，如出之以疏狂傲岸的吊兒郎當的姿態，頗難令人容忍，則是一定的。敦誠詩中「容君傲」的「容」字，正以其年齡大得太多，才能被「容」。

　　曹雪芹在八旗宗學幹什麼呢？他不是宗室，而且早過入學的年齡，所以絕不是敦誠、敦敏的同窗，吳恩裕說有「兩個可能」：「不是做小職員，就是做助教。」我認為小職員的成分居多，因為敦誠、敦敏題贈曹雪芹的詩，都是出於憐才之一念，視之為友的口吻。以「虎門當時數晨夕，西窗剪燭風雨昏」兩句看，可知曹雪芹住在宗學裡面；那麼，《紅樓夢》必有一部分寫成于「虎門」，敦誠、敦敏是不是他的最早的讀者？他們有沒有提供過任何意見？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
　　七、何時開始寫《紅樓夢》

　　關於曹雪芹的年齡問題，我們還可以從他的創作過程去研究。

　　周汝昌綜合甲戌、庚辰兩脂本的朱批，考定《紅樓夢》在曹雪芹生前，即已經過五次批閱，每次評閱相去約兩三年之久，「抄閱再評」在甲戌（乾隆十九年），那麼首評上推兩年，在乾隆十七年「前四十回當已撰成」，這推論是合理的。

　　按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七律一首，最後兩句是：「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」假定「首評」時即有此詩，則開手初寫時，當乾隆七年；即以甲戌而論，最晚亦在乾隆九年，照周汝昌「四十」之說，乾隆九年，曹雪芹才二十一歲，這就有兩點疑問，不能不加以研究。

　　第一，其時曹家當已敗落，「二十一歲」的曹雪芹，謀生之不遑，哪裡會想到去寫小說？按中國文學創作的情況來說，不外乎兩類：環境優裕，或至少不愁生計，耽於吟詠，刻意求工，在少年時期，即有相當成就，此類可以納蘭容若為代表。此其一。賦性不合時宜，到處碰壁，中年窮愁潦倒之際，或未能忘情于名利，或者胸中有股突兀不平之氣，借稗官說部以為發洩，此類可以吳敬梓為代表。此其二。以「二十一歲」時的曹雪芹來說，兩類皆不合。

　　第二，寫小說，特別是寫實主義的小說，生活經驗是先決條件。以《紅樓夢》的接觸面之廣、人物之多、刻畫人情世態之深刻，無論如何不是曹雪芹在「二十一歲」時所能辦得到。

　　或謂：曹雪芹是天才，不可一概而論。不錯，我絕對承認曹雪芹是天才，但是生活經驗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，二十一歲的天才，可能推翻「相對論」，可能勝過貝多芬，但不可能寫出一部世態百相、形容入妙的大小說。

　　或謂：曹雪芹寫了十年，大可以一面吸收，一面發揮。這話似是而非，因為曹雪芹不是在寫「聊齋型」的筆記小說，寫一條算一條。這樣一部預定要寫百回以上的大小說，如果不是就完整主題、全盤結構、人物造型、場景安排等等，大致了然于胸時，豈可貿然下筆？

　　說到最後，頂頂明顯的還是創作衝動的問題，若非閱盡繁華，飽曆辛酸，追憶往事，痛悔莫及，千萬遍思量，產生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，就不可能維持十年之久。

　　因此，如說曹雪芹在二十一歲就開始寫《紅樓夢》，照我所瞭解的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所必需的條件而論，我絕對不信。以我的推論，曹雪芹在乾隆九年時，正當三十歲，就是此時開始寫《紅樓夢》，也已非具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相當的天才的人不辦了。

　　八、無稽的新帝寵信說

　　周汝昌的錯誤在太執著，執著于「四十年華」那句詩；太主觀，主觀認定乾隆改元後，曹家出現「中興」的局面，才有「全書中最熱鬧最高興的一年」。我在寫《我看紅樓》一文時，對此說將信將疑，深入研究，才知大謬不然，除前面的論證以外，還有兩點，須得一辯。

　　第一，他說曹家「當中有允禩、允禟關係一段，始抄家敗事」。所舉證據是雍正六年七月（按：此時已是抄家以後）隋赫德一折：在江甯織造衙門左側萬壽庵，查出鍍金獅子一對，系康熙五十五年塞思黑（滿語「豬」，雍正為允禟所改的名字）到江寧鑄就，因鑄得不好，交曹寄頓廟中。按康熙諸子爭位事，為清朝一大疑案，曹家既遲至五年年底抄家，又「蒙恩諭少留房屋」；而此折一上，後情又不可考，只知曹依然健在，那麼，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曹家是此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呢？最妙的是周汝昌引隋折以後又說：「此事後情詳細則不可考，疑有拯曹氏未致一敗塗地者。」此更令人費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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