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學達書庫 > 高陽 > 乾隆韻事 | 上頁 下頁 |
| 三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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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一定要我說，我就說。」延信的臉色也不好看了，「倘或你出師不利，策妄或者策零，會乘勝追擊。豈不是自召其禍？本來策妄內外交迫，勢窮力蹙，只有逃回老巢之一途。只為他人貪功反而給了他一個激勵士氣，捲土重來的機會。台吉，果然有此不幸的結果，只怕你會連累老父！」 這是極嚴重的警告，如果羅卜藏不服節制，擅自行動，導致兵敗，為準噶爾回師反撲，以致入藏大軍，竟有後顧之憂，那就連他的父親札什巴圖爾親王都會獲罪！ 羅卜藏畢竟被懾服了，心裏雖還不大服氣，行動卻很謹慎。不久，諜探報來，果如預料，準噶爾內部有不穩之勢，策妄阿喇布坦，從老母之勸，悄然撤兵。於是延信安然無阻地護送達賴入藏，九月間坐床，正式成為第六世達賴，捷報回京，群臣以為會大獎有功將士。誰知竟無動靜，自然要引起許多猜測。 有個說法，皇帝明年登極六十年，必有恩典，並在一起封賞，熱鬧得多，所以此時暫不作任何處置。 又有個說法，皇帝早有上諭，不願有什麼繁文縟節來慶祝他登極六十年。為了示天下以清靜簡樸，所以有功不賞。但心中自有丘壑，誰好誰壞，施恩降罪，隨時都可降旨，不必急在一時。 再有個說法，藏事敉平，撫遠大將軍胤禎並未身臨前敵，亦未見有什麼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的表現。皇帝是要等胤禎有了出色的戰功，一併獎賞。 此外還有個私下談話的說法，皇帝對胤禎非常失望，因為他並沒有傑出的表現，顯示他並無足夠的資格君臨天下。對這次大征伐竟無封賞，正意味著皇帝對撫遠大將軍的不滿。 這是個相當深入的看法，但如以為皇帝對胤禎的失望是絕望，卻是大錯特錯。而有些人看不清這一點，覺得又到了不能不談建儲的時候了。 ＊＊＊ 其中有個人叫王掞，江南太倉州人，康熙九年的進士，選入翰林院，一帆風順，早在康熙五十年，便已入閣拜相，官居文淵閣大學士。 其時正當朝中為廢太子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，王掞冷眼旁觀，感觸特深。原來他的祖父叫王錫爵，是前朝神宗年間的宰相，力爭建儲，而後果非常之壞。王掞對於他祖父在國史上留下這一段挨罵的記錄，痛心疾首，耿耿於懷，總想替祖父爭個面子回來。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，便上了個密摺，建議建儲。 自從太子廢而復立，立而復廢這兩番大波折以後，皇帝已經想得非常透徹，身後之事，最明智的辦法是暗中留意，擇賢而立，所以很討厭臣下談建儲。不過王掞年將七十，官已拜相，格外優容，只將他的奏摺留中不發，以為置之不理，自然無事。 不久，山西道監察御史陳嘉猷，邀集同官，一共是八個人，聯名上奏，亦是請早日建儲。皇帝疑心王掞建言沒有下文，指使陳嘉猷等人為他接力，大為不悅，便將王掞的原奏，連同陳嘉猷等人的公摺，一併發交內閣議處。 當時內閣的首輔是武英殿大學士馬齊，舉朝皆知，他是擁護皇八子胤禩的。如今王掞主張復立廢太子，與他心裏的想法，形成衝突，所以馬齊想借刀殺人，提出好些不准輕言立儲的口諭作根據，將王掞定了死罪。 覆奏送入乾清宮。王掞在乾清門外待罪，不敢進宮。皇帝卻諒解了他，對另一個大學士李光地說：「王掞的話，原不能算錯。不過，他不應該授意言官同奏，言官不能本諸良心、獨立行事，成群結黨、遇事要脅，是明朝最壞的習慣。你們把王掞的處分，擬得太重了，叫他進來，我有話開導他。」 於是王掞奉召入宮，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，說了好久好久的話，聲音極低，定罪一事，亦就寬免。連陳嘉猷等八人，亦無任何罪過。猜想皇帝已將繼承大位的皇子，必須年紀較輕、體格壯健這兩個條件，告知了王掞。 及至皇十四子胤禎封為郡王，受命為撫遠大將軍，特准使用正黃旗纛，等於代替御駕親征。滿朝文武，皆知大命有歸。如今安藏一事，已經收功。恰又欣逢登極六十年，意料中將會詔告天下，立皇十四子為皇太子，誰知一無動靜。而且眾臣上表，三月十八日萬壽，請准朝賀，皇帝亦復不許，心境這樣之壞，是為了什麼？王掞認為是皇帝對皇十四子深感失望，仍舊想立「二阿哥」，而苦於無法自我轉圜，因而再度上奏，請釋放二阿哥，話說得相當激切。接著又有廣西道御史陶彝，糾合同官十一人，包括陳嘉猷在內一起上奏，與王掞所作的請求，完全相同。 這一下，激起皇帝的震怒。前後兩次，事出一轍！頭一次可以原諒他本心無他；第二次明知故犯，絕非偶然。在皇帝看，是王掞有意不讓他過幾天舒服日子，存心搗亂。其情可惡，其心可誅。再也饒不得他了！ 於是皇帝在乾清門召集王公大臣，痛責王掞，植党希榮，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錫爵的罪過，他說：「王錫爵在明神宗時，力奏建儲。泰昌在位未及數月，天啟庸懦，天下大亂，至崇禎而不能守。明朝之亡，錫爵不能辭其咎。」 對王錫爵的指責，大致是不錯的。明末的史實，在當時信而有證。神宗萬曆十年八月皇長子生；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，他的生母鄭氏立刻進封為皇貴妃。皇長子之母恭妃王氏，誕育元子，而未進封，顯然無寵。從來帝王之家，母以子貴，而子亦以母貴，皇三子之母既然得寵，便很可能以幼奪長，被立為太子，所以宰相申時行等，上疏請立元子為東宮。皇帝拒絕，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紀還輕，尚未有子，倘如現在立了東宮，將來皇后生了嫡子，又將如何？ 以後數年，便常有請求建儲的爭議，到得萬曆二十一年，王錫爵從家鄉省親回朝，便全力推動此事。皇帝支吾其詞，想出各種辦法來拖延，最後計窮力竭，迫不得已在萬曆二十五年立皇長子為太子。此時共有五個皇子，除皇三子封為福王以外，其餘三子封為瑞王、惠王、桂王。 萬曆四十九年七月，皇帝賓天，即為神宗。皇長子於八月初一即位，改明年為泰昌元年。哪知這個皇帝資質下愚，在熱孝之中，荒淫無度，以致即位十天，便得了病。有個鴻臚寺丞李可灼，私下進了一服丸藥，自稱是「仙丹」，其實是由婦人經水中提煉出來的紅鉛，乃是一種壯陽的春藥。皇帝服了一丸，覺得暖潤滋暢，胃口大開，非常舒服。哪知再進一丸，到了五鼓天明，嗚呼哀哉！這天是九月初一，在位剛好一個月。 這就是當初宮闈「三案」中的「紅丸」一案。這個廟號光宗的皇帝既崩，皇長子即位，是為熹宗，寵信魏忠賢與乳媼客氏，搞得宮闈穢亂，醜不可聞，確是明朝亡天下的一個大關鍵。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，倘非王錫爵極力主張立太子，則神宗雖然偏愛福王，但廢長立幼，亦知臣下必然反對，不致貿然行事。這樣到了臨終之前，擇賢而立，明朝的氣運又當別論了。 「王掞莫非以為我是明神宗，沒有主張，可以聽任大臣擺佈的昏君嗎？」皇帝疾言厲色地，「我本來沒有殺大臣的意思，哪知大臣自取其死，我也就無可如何了？你們傳旨給王掞，叫他明白回奏！」 皇帝很少有這樣震怒過，也很少以處死來威脅大臣，因而舉朝失色，甚至沒有人敢拿筆硯給王掞，仿佛這樣一做，就會被誤認為王掞的同黨，牽連獲罪。 王掞就在宮門待罪。聽侍衛傳旨，要他回奏，卻連紙筆都沒有。思量面奏，又憚於天威，怕言語失誤，反為不妙，迫不得已只好老實說了。 「無紙無筆，無從回奏，可否賜我方便？」 那侍衛於心不忍，替他找來一張紙，一枝筆，一錠墨。王便伏在階石上，用些唾沫將墨濡濕了，拿筆蘸了一蘸，寫了一篇簡單的奏疏。 他說：「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，而晚年立儲猶豫。其時名臣為范鎮、包拯等，皆交章切諫，鬚髮為白。臣愚，信書太篤，妄思效法古人，實未嘗妄嗾臺臣，共為此奏。」 寫完，由侍衛捧著呈上御前。皇帝看他自己承認是個書呆子，心裏的氣消了些，不過，最後一點，卻還須細查——唐朝設御史臺，所以御史稱為臺臣。王掞自辯，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請建儲，這話是真是假，當然要查。 查明王掞的話不假，同時建議同一事，只是巧合。其時王大臣議奏：王掞及陶彝等十二人，應革職，從重議罪。皇帝考慮下來，作了一個情理法兼顧的決定。 「王掞跟陶彝等人的奏摺，都說是為國為君，如今青海、西藏一帶，正在用兵，如果是忠君，就應該有滅此朝食的決心。這十三個人，可以暫緩議罰，照八旗滿洲文官的例子，一律改委為額外章京，發往軍前，交撫遠大將軍差遣，效力贖罪。」 在文官來說，這等於變相的充軍。十二御史，尚在中年，王掞年將七旬，鬢眉蒼蒼，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，必死無疑。因此，皇帝又作了一個權宜的處置，命王掞的長子，正在當翰林的王奕清，代父從軍。王家兄弟很友愛，老二奕鴻正在湖南做糧道，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，認為老父獲罪，長兄出塞，自己何能恬然居官。所以變賣了自己的產業，與奕清同行，成了一段佳話，號稱「十三忠臣一孝子。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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