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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

方以智晚年逃禪，雖示不仕清的決心，亦以俗緣未斷，只覺君親兩不可負。至於對恢復明室，經過弘光、永曆兩個年號，實已灰心。因此，康熙十年被逮，說是「密之罪狀，必屬謀反」之類，亦頗有商榷的餘地。 　　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淨居寺，死於康熙十年，歷來皆不知其死因。鄧石如輯《清詩記事初編》，敘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，兼及其父雲： 　　「以智晚年住持廬陵縣河南十裡青原山，康熙十年辛亥，以事被累入粵，卒於道中……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《惶恐集》，紀其事甚詳。『惶恐』者，以智卒于萬安舟中，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。中通亦在桐城就逮，事曆二年，經皖、贛、粵三省，賴周亮工營救得白，又以他事坐系獲釋。究為何事，一字未及。」 　　鄧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學雲： 　　「中通……當從西洋人穆尼閣布算，又問學于湯若望，熟讀利瑪竇之書，通曆算之學，與湯聖弘……梅文鼎為友。撰《數度衍》二十四卷，附錄一卷；別刻《陪集》以載詩文。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，曰《陪古》三卷、《陪詩》七卷，《陪詞》一卷，又刻《續陪》四卷，則詩文不分。」 　　按：方中通詩文集，稱為《陪集》，表示詩文皆得自父授，不足以自成一家，為《浮山集》（方以智詩文集）陪襯而已。 　　余英時據鄧記，斷為方以智乃被逮赴廣東時，舟過文山《過零丁洋》詩中所提到的惶恐灘，有感而自裁，其論斷是： 　　「甲申之歲，密之不死，可以見諒于世人者也。辛亥再陷縲絏，上距永曆之亡，亦既已十易寒暑矣。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，苟延殘喘，雖密之號愚者，餘知其決不出此也！然而古人有言，死得其所；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，其最適當之死所，殆莫惶恐灘若。此所以舟過萬安，抵惶恐灘頭，密之遂不得不死矣！」 　　余英時此論，極其精確。方以智之死，即在不願「對簿虜廷」，死志固已早萌，但死非其時、其地，則易滋人誤會，以為畏罪自盡，此為方以智所決不甘於忍受者。是故，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論斷，自裁於惶恐灘，乃方以智早經選定的畢命之地。 　　方以智獲罪，究為何事？余英時亦未能考據，僅據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，「兩言『全家齏粉』」，以為「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」。這樣推斷，自然合理，但方以智實無「罪狀」；不過他人誣以謀反而已。而此誣也，實亦並不難辯白。不知者，一聞方以智被逮的原因，「咋舌搖手，如疫癘猛火不敢近」；知者則必能辨誣的信心極強。 　　方以智為人所誣，幾罹巨禍，以不甘對簿虜廷，而自裁於惶恐灘。自況其追步文信國的節概，據鄧石如、余英時先後考證，已成定論。所成疑問者有二：第一，被誣者是何案？雖可想像為「謀反大逆」，究系那一樁逆案？「通海」之餘波，永曆之遺烈，還是三藩之變，或者「朱三太子」案？第二，方以智有子三人，長幼無恙，獨獨仲子方中通兩受其禍，此又何說？ 　　我以為這兩個疑問，決非無望解決。清初文集、筆記以及官文書，浩如煙海，若能遍搜，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。求證之先，筆者「大膽」提兩個「假設」，借為線索。 　　先說第二個疑問，竊以為仇家構陷，怨從子起而「禍延顯考」。如前引，方中通乃清初「疇人」之一。而清初曆法之爭，科學打倒玄學，乃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頁，亦為形成康熙性格中極可寶貴的科學精神，而成就其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異常傑出的統治者的誘因，所關匪細，值得不憚煩一述始末。 　　明朝的戊申《大統曆》，實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《授時曆》，但節氣及日月食的推算，參用《回回曆》。回曆與陽曆大同小異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分十二宮，即十二個月，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，四月三十二天，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，七至八月各三十天，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，十一、十二月各三十天，遇閏年則十二月加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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