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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

此傳聊聊數筆，但已足夠傳其人。忠臣畢竟可為；而生死之間正確的抉擇，實為讀書人生當亂世的第一大事。至如方以智，被俘不屈，則為忍死須臾，自計尚有後責，本傳接前又雲： 　　「賊敗；南奔，值馬阮亂政，修怨欲殺之，遂流離嶺表，自作序篇，口敘祖德，下表隱志，變姓名賣藥中市。桂王稱號肇慶，以與推戴功，擢右中允。扈王幸梧州，擢侍講學士，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，旋罷相，固稱疾，屢詔不起。嘗曰：『吾歸則負君，出則負親，吾其緇乎？』」 　　其時方孔照年已六十余，方以智子職臣節，不能兩全，所以說：「歸則負君，出則負親。」本傳接雲： 　　「行至樂被執，其帥欲降之，左置官服，右白刃，惟所擇，以智趨右，帥更加禮敬，聽其為僧。」 　　按：廣西有兩平樂，在東為縣，在西為村。方以智被執的平樂是陽朔以南的平樂縣。「帥」則三藩之一的孔有德，《清史稿．孔有德傳》： 　　「（順治）七年……帥入廣西境，克全州，十二月遂拔桂林，明永曆帝走南寧，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死之。斬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，降將吏一百四十七人。桂林、平樂諸屬縣皆下。」 　　按：孔有德入桂林，在是年十一月初五，瞿式耜被難，則在閏十一月十七。清軍入廣西，自全州進兵桂林，乃由東北趨西南，而方以智則由桂林向東南趨避，故行至平樂被執。計其時在十一月間。 　　余英時《方以智晚節考》，考其逃禪之地，引施閏章（愚山）詩及年譜，以為在梧州雲蓋寺。其言如此： 　　「清兵陷廣西平樂村，事在一六五〇年（順治七年）。則密之逃禪，即始於此時。施愚山《浮山吟》詩有雲：『比山一片雲，飛落蒼梧野。忽值南風吹，旋歸廬嶽下。』其下雙行夾註曰：『藥公家浮山，避地梧州雲蓋寺。值餘奉使西粵，始同歸，抵匡廬。』考之愚山先生年譜卷一：『順治九年壬辰 （一六五二）卷：三月，奉使廣西，達桂林。秋七月桂林陷。從平樂經江西而歸』。正與詩注合。則密之最初落髮，殆即在梧州之雲蓋寺。」 　　按：方以智出家後無常名，稱「無可」、稱「五老」、稱「藥地」、稱「墨曆」，此非好奇，亦是避邏者耳目。「藥公」乃愚山對方的尊稱，浮山則為桐城的別名。 　　余英時以為方以智至廬山後，即掛單歸宗寺，引施愚山《初至歸宗寺同藥公作》詩為證。此則不然，方以智歸宗寺不過暫駐而已，旋即還裡。其時在順治九年之冬，侯方域與方密之書，一則曰：「往在毘陵，陳子定生私以問僕雲：『密之之還，何也。』」侯方域訪陳貞慧於宜興在是年冬天，年內還家。而此時陳已知方還裡，則計途程，不可能在歸宗寺久駐。再則曰：「歸雪苑，遇何次德，具為述密之還裡月日甚詳。」何次德名杲，桐城人，在是年冬天與侯相會于商邱，而述「密之還裡月日甚詳」，更為方以智已歸桐城的確證。 　　方以智于順治九年南歸，其最初托跡之處，於考定其生平殊有關係。余著《方以智晚節考》，以為有自平樂歸後，即在匡廬掛錫，其實不然，已如前述。為補餘著之疏，進一步略考方南歸後初期的行蹤如下： 　　一、施愚山《無可大師六十序》雲：「餘昔奉使，經蒼梧……至匡廬同遊五老、三壘間，旬日始別。」 　　按：旬日始別者，非僅施別于方，亦方別于施。兩人「從平樂經江西而歸」，同遊廬山後，施北上回京覆命，方則東歸桐城。 　　二、歸桐城未幾，即去金陵，在高座寺坐關。侯方域《與方密之書》，自道在宜興時，即聞方「止于高坐寺」。又送《何子歸金陵序》末有語：「今聞于高坐寺為僧，何子歸，試以語之。」此何子，亦為侯方域「述密之還裡月日甚詳」的「何三次德」。何次德，行三，名杲。 　　按：序中著一「聞」字，顯見得方以智在高坐寺，非何杲告于侯方域者，甚至亦非何杲所知，以意測度，方以智既已出家，無在俗家久住之理，到桐城後，亦必擇一古剎掛單，還家一謁老父，囑咐妻子盡心侍養，旋即飄然遠引，止于金陵高座寺。或者何杲亦不及知。 　　餘著用力甚勤，何以獨於此節疏忽？當是為《清史稿》所誤。《清史稿．方以智傳》「其閉關高坐時也」云云，已見前引。而此傳實采自馬其昶《桐城耆舊傳》，原文為「先生閉關高座寺也」，落一「寺」字，遂大有出入。因為「高坐」，或作「高座」原為禪門用語之一，講經說法，例必高坐，雖落一「寺」字，文義依舊可通，因而餘君偶然放過。 　　侯方域所說的「高坐寺」應為「高座寺」。以《送何子歸金陵序》證之，此寺確在金陵。但查《嘉慶一統志》、《清涼山志》，以及《實用佛學辭典》，均無此寺。但《高僧傳》有慧進者，駐錫「京師高座寺」，卒于齊武帝永明三年，年八十五。此京師即金陵，原來高座寺乃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之一。六朝古剎，至清猶存，應該亦是有名的叢林，熟于僧史者，必能述其涯略。但可決其必非天界寺，因為天界寺建於明洪武中，非六朝之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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