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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其實，這是孫枝蔚心所謂危的激切忠告。他要為陳其年提醒者有二：第一，康熙與順治不同，並不好「浮豔虛華之文」。在宋仁宗時，「填詞柳三變」，早達宸聽；而陳其年當時，雖詞名滿天下，康熙並不知其人。此由「看從此宮禁聞名」一語可知。「從此」者，指應試之後；其前固不曾名傳宮禁。既然如此，其年如希冀以詞臣進用，誠為大謬。 　　而最主要的是，滿清入關，忌諱甚多。不識忌諱，則「妄與屯田無異！」孫枝蔚特作小注：「柳耆卿進《醉蓬萊》詞」云云，自有深意。假使柳永生於康熙，而「太液波翻」被認為四海不甯之喻，則震怒之下，禍且不測，絕非「忿然擲之地」而已。 　　孫枝蔚作此忠告，自是有見而發，不同危言聳聽。稽諸清初文錄，誠為信而有征；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，因詩句中有「清彝」字樣，讀卷四大臣，除李霨以外，皆主摒斥。因為「清彝」與「清夷」同音。忌諱之深、之可笑如此！ 　　至於康熙並不喜詞臣，則朱竹垞的故事，最可說明一切。當時鴻博取中者，「俱令纂修明史」，史館中尤負盛名者為「三布衣」。 　　「三布衣」除朱彝尊以外，另二人為無錫嚴繩孫、吳江潘耒。嚴繩孫被征時，年已五十七，不願出山而不可；應試之日，託辭目疾，「省耕詩二十韻」只賦八韻，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。結果因為「史局不可無此人」而仍被授為檢討。《明史遺逸傳》即出此公手筆。 　　潘耒字稼堂，吳江人。顧炎武的入室弟子；生有奇慧，於書無所不談，音韻之道，能傳師學。對明史的纂修，頗有貢獻。 　　三布衣中的朱、潘二人，在京中很出風頭；但到康熙二十三年，同歎嗟跌。潘耒以「浮躁輕率」為翰院掌院學士牛鈕所劾，奉旨降調，於是辭官而歸。朱彝尊則以私帶書手到史館，抄錄各方所進之書，亦為牛鈕所劾，降級逐出內廷。 　　潘朱被黜，均因得罪權貴之故。潘耒應詔陳言，以為「建言古無專責，人人得上書言事」，主張大開言路，正觸權臣李額圖、明珠之忌，所謂「浮躁輕率」，如此而已。 　　朱彝尊的被逐，是「文字之禍」。先引孟心史先生《己未詞科錄外錄》： 　　「竹垞以詠史二絕，為人所嫉，此自是當時事實，然未明言嫉者何人？今按詩中所指，乃高士奇耳。士奇與勵杜訥，先以善書直南齋；鴻博試後，明年，高、勵俱以同博學鴻儒試，士奇由中書超授翰林侍講，杜訥由州同超授編修。杜訥不以著作名，得此殊遇，蓋非竹垞所指及。竹垞詩自謂以文字享盛名者耳。其詩言：『漢室將將出群雄，心許淮陰國士風。不分後來輸降灌，名高一十八元功。』此謂鴻博之外，複有同鴻博；學問不足道，而知遇特隆也。 　　「又雲：『片石韓陵有定稱，南來庾信北徐陵。誰知著作修文殿，物論翻歸祖孝征。』此尤可知其為士奇發矣。以士奇之人品……空疏寡學，實不是四大雅之林。」 　　據周棄子先生見告，孟引朱詩有誤，「漢室將將出群雄」應作「屈群雄」；「片石韓陵」應作「海內文章」。第一首詠漢初大封功臣事，品後定十八侯位次，蕭何為首，降及丁複、蟲逢之流，竟不知功勳何在。「絳」者絳侯周勃，「灌」者，穎陰侯灌嬰，皆為從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；「後來不分」，無名小卒亦在「十八元功」之列，此所以謂之「屈群雄」，亦是朱彝尊為其「同年」叫屈。 　　這首譏刺鴻博冒濫的詩，凡未應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試，而賜鴻博出身者，多在被罵之列。至於第二首則專罵高士奇，擬之為祖孝征，後先繼步，奇切無比，難怪高士奇恨之刺骨。 　　按：孝征為祖珽之字，北齊范陽人，後主時官至尚書左僕射，豪縱淫逸。本傳說他「不能廉慎守道，大有受納，豐於財產」，此與高士奇的情況，大致相同；尤為巧合的是，祖孝征有《修文殿御覽》一書，而高士奇恰好亦有《天祿識餘》一書，皆為士林笑談。 　　《修文殿御覽》是一部類書，共三百六十卷，據說是《太平御覽》的祖本。《己未詞科錄外錄》引《文獻通考》雲： 　　「通考經籍考『御覽』下雲：『珽之行事，小人之尤，言之汙口。其所編集獨至今傳世。珽當盜《編略》論眾，今書毋乃盜以為己功耶？』遍略，梁徐僧權所為也。」 　　《天祿識餘》是一部讀書筆記。高士奇自以為獲讀禁中秘笈，心得殊多；其實了無足觀。孟心史先生指出：「稍閱歲時，遂為藝林笑柄，發之者杭堇浦，述之者《四庫提要》，而士奇著書之聲價定矣！」 　　按：紀曉嵐所作《四庫提要》，述《天祿識餘》；「是書雜采宋、明人說部，綴緝成篇，輾轉裨販，了無新解，舛誤之處尤多。」以下全錄杭堇浦所作此書的跋語，「糾繆多處，如不觀《地理通釋》，妄分兩函谷關為秦、漢」；如「銀八兩為『流』本《漢書食貨志》，乃引《集韻》以為創獲」；如「『青雲』二字有四解，乃遽以隱逸當之」，以為「採擷若此，可以征其造詣」。提要則作評斷：「取此書複勘之，竟不能謂世駿 （杭堇浦）輕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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