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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三


  因此,早在擬議中的,向曾國藩乞援計劃,很快地成熟了。這個計劃分兩方面進行,一方面由龐鐘璐出奏,請派曾國藩分兵急取蘇常,同時由江蘇在朝的大老,如龐鐘璐的同鄉前輩、翁同龢的父親,大學士翁心存等人,策動朝議,責成曾國藩出兵;一面派專人赴安慶大營乞援。

  但是道路艱阻,由上海西上,通過太平軍的重重關卡,到達安慶,不是件容易的事,一路吃辛苦;弄得不好,性命都會丟掉。如果出重賞招募一名勇士,間關投書,又怕不夠鄭重,曾國藩置之不理。就這為難的當兒,錢鼎銘慨然請行,有人領頭。事情便好辦了,一下子有十幾個自告奮勇。

  他們走的是水路,坐了英國輪船,平平安安到了安慶。一上岸就到大營謁見曾國藩,呈上龐鐘璐的親筆信,說是「上海餉源重地,請以精兵萬人,一勇將統之,倍道而來,可當十萬之用」。

  「話是不錯。無奈無人可派。『精兵萬人』,談何容易?」

  聽得曾國藩這樣表示,錢鼎銘悲從心來,放聲大哭。他一哭,同來的人也哭;而且環跪滿前,倒像大喪舉哀似地,哭得滿營皆驚。

  「請起來,請起來,有話平心靜氣地談!」

  儘管曾國藩一再這樣表示,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攙扶,無奈江蘇的士紳,情詞急迫,竟似耍賴似地,非曾國藩點頭答應,不肯起身。

  曾國藩可真有些急了,「諸公好不曉事!」他說,「就算現在有兵有將,請問,如何才到得了上海?這不是你們一哭,我說一句話,便可成功的事。快請起來,從長計議。」

  話責備得對,而且口氣也鬆動了;環跪在地,才遵命站起。曾國藩便吩咐請一位他的幕友,也是他的門生來。

  這人就是李鴻章——為了參劾李元度,李鴻章跟他的老師鬧得不歡而散,到江西閒住了一年,依然故我,回想在祁門大營那一場爭執,覺得自己也未免太魯莽了些,一則,到底是老師;二則,李元度也實在辜負曾國藩的期望,只看他募勇援浙,沿途誑報勝仗,而到了浙江,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,寄身於敵人尾閭之間,真有點近乎無恥了。

  這樣轉著念頭,便一直想回到曾國藩大營,只是苦無機緣;直到安慶克復,李鴻章才寫了封信去道賀,雖未提到想重投師門,但言外之意,以曾國藩的肯虛心體察人情世故,自然能夠默喻。

  曾國藩對這位門生的期望甚高。但李鴻章的年紀還輕,尚欠沉著;料事太易,求功太切,而且喜歡「打痞子腔」作英雄欺人之談,在曾國藩看來,駁雜不純,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,挫他的虛驕之氣。在營裏,李鴻章喜歡睡懶覺;而曾國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齊,才開早飯,逼得李鴻章不能不一早起身,諸如此類的「細故」,使得李鴻章對老師大為不滿,因而才有為李元度相爭,絕裾而去的結果。曾國藩當然瞭解他這個門生的心事;如今肯回頭相就,足見得他自己下過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,非昔日可比,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,說是「在江西無事,可即前來」,同時關照糧台匯了旅費到江西。於是李鴻章欣然到了安慶大營。

  曾國藩會「看相」,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運,會發大財之類,而是看此人的氣色與氣度。一度不見,發覺李鴻章神情肅穆,勁氣內斂,大為安慰;留他在左右參贊軍務,大致布陳方略,有關安危大計的奏疏,都由李鴻章擬稿。這時江蘇士紳,哭求援師,該當如何處置,曾國藩也要找他來商議。

  「是。」李鴻章聽老師道明究竟,便即答道:「容門生與江蘇諸公細談,再來回報。」

  「好,好。你們先細談了再說。」

  於是錢鼎銘便在李鴻章那裏談了一夜,盛道上海因戰火而帶來的畸形繁榮,五方輻湊,商賈雲集,巨室播遷,多挾重金住在夷場上;上海若為太平軍所得,曾國藩沿長江逐步肅清,進圍金陵的計劃,便很難收功了。

  這番話使得李鴻章大為動心,英雄要有用武之地,但求一所謂「善地」甚難——辦太平軍咸豐初年以前的軍務,完全不同。那時國家有大征伐,命將出師,儀式隆重;至於「人馬未動,糧草先行」,更不用專閫之將費心,朝廷會撥國帑,指派大臣,經紀其事。作統帥的只要知人善任,必奏全功。如今辦太平軍,朝廷不責以時效,不遙為控制;進兵快慢,固可收發由心,就是喪師失地,只要是非戰之罪,亦可邀得寬典。這樣的情形,比雍正、乾隆年間的大將,固然好當得多;但練兵、籌餉要靠自己,卻又比那時候的大將苦惱得多。

  兵餉兩項,又以餉為根本中的根本。有餉無兵,像浙江這幾年的局面,是自貽伊戚,主事者的失算;但如有兵無餉,則孫吳復生,亦未見得能練成一支勁旅。現在上海有這樣豐厚的餉源,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,大有可為了。

  但餉源雖厚,如果不能歸自己掌握,依然無濟於事。因而李鴻章接下來便想到上海的事權;以此向錢鼎銘詢問。

  「江蘇現在吃虧的,就是雲集上海的大員太多,事權不一。照規矩說,該歸薛中丞控馭一切,而其實上厄下制,少所作為。」

  「上厄?」李鴻章詫異地問,「莫非何根雲還以江督自居?」

  「雖不以江督自居,卻以蘇浙兩省的太上巡撫——」

  據錢鼎銘說,薛煥與王有齡感念何桂清提攜之恩,庇護甚力;尤其是薛煥,近在咫尺,事事承命。他一再為何桂清請命,先跟王有齡合疏奏請「棄瑕錄用,俾奮後效」。朝命不許;從而單獨上奏,說嘉興方面的官軍將士,請何桂清去督剿,等克復蘇州,再進京伏罪,朝命又不許。但何桂清始終還在上海;薛煥僅是為何桂清能不被捕,便已費盡心血,對公事上,自然就顧不到了。

  「那麼,」李鴻章又問:「受制於下,又作何解?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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