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鴻章(11)_高陽

一一

　　在傳說中，這八千人的下場極慘。據說，當太平軍派人接洽投降時，曾國荃下令，須先繳械。太平軍遵令而行，結果曾國荃命他部屬中，唯一非湖南人的朱洪章，盡屠此八千人，靡有孑遺。正史中有關安慶之役的記載，及曾氏兄弟與朱洪章的紀傳，都不曾提到有這八千人投降的事，自然更談不到「盡屠」之說。殺降不祥，而況菱湖東岸為曾家的老么貞幹所防守，程學啟的投降，就是曾貞幹的設計；同為降軍，待遇大不相同，似乎是一大矛盾，但研究太平天國史者，多主此說。看來是一重難明的疑案了。

　　不過到了六月初一，菱湖西岸太平軍的營壘，盡為曾國荃所破，則是記此戰役必須大書一筆的；因為從此安慶城外已無太平軍，而真正的圍城開始了。

　　適逢其會的是，恭親王所主持，新成立的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」，在外交上相當活躍，與英國公使達成了一項協議：「禁止洋船濟匪」；同時嚴令「禁止漢奸附載長江英法輪船，貪利濟匪」。總理衙門並以同樣內容的照會，分致法國和俄國公使。英國海軍並派兵艦，巡弋長江作有效封鎖。於是安慶城內，大起恐慌；守軍乏食，紛紛出降。城內百姓到後來甚至吃人肉來苟延殘喘。

　　外圍的太平軍，當然也要作最後的掙扎，楊輔清會合陳玉成由無為州繞道桐城以北，攻懷寧以西的太湖，同時一路搶割已熟的稻子。這一帶屬於多隆阿的防區，雙方兵力為十比一；但多軍士氣正旺，迎面痛剿，斬獲甚多，太平軍桐城西南二面的七座營壘，為多軍攻破。但多隆阿甚為機警，防備太平軍夜襲，每每紮營以後，又復他去，敵人常常撲空，反為多隆阿所伏擊，死傷甚眾。

　　到了七月下半月，太平軍集合餘部，獲得四五萬人，重新進入集賢關，築新壘四十餘座，預備固守。集賢關是桐城與安慶之間的一處要隘——安慶府北三十裏，有座大龍山，稍東相接的另一高峰，名為小龍山。兩山盤亙，下瞰長江；南面兩山相夾之處，名為門山，形容其為兩山之門，再向南有白麟、火爐諸峰，山脈潛而復現，聳起如脊，所以名叫脊現嶺。集賢就是脊現二字，以訛傳訛的諧音。集賢關就在脊現嶺上，離安慶府十五里；安慶的北門，即以集賢關得名，叫做集賢門。

　　從以上介紹的形勢，可知集賢關易守難攻；但為解安慶之圍，實亦不容此處的太平軍，固守自保，所以從七月二十起，這四五萬太平軍，分十餘路猛撲曾國荃所部的長壕。城內太平軍亦在四門列隊，準備接應，這樣到了七月廿八，始終無功。

　　其時城內外兩處太平軍，一線交通，就靠菱湖通安慶水門的河道，城外太平軍以小艇偷運糧食接濟城內；城內則以因為欠缺火藥而廢置無用的槍炮，接濟城外太平軍。不幸在七月廿九日，雙方的接濟，都為在菱湖巡弋的清軍水師所截獲。

　　在同一天，朱洪章擊退了集賢關向菱湖進攻的太平軍，這是安慶之戰的最後一仗。從此，不但城內守軍已斷指望；集賢關上的援軍亦放棄了救安慶之想，退出集賢關外，退桐城、退石牌、退太湖、退宿松，有的回天京、有的到皖南。

　　七月三十，城內守軍逃的逃，降的降，殘餘少數，與曾國荃取得聯絡，以放一條生路為條件而獻城；於是八月一日卯刻，湘軍入城，百戰艱難，終於克復了安慶。

　　安慶之克，是平洪楊戰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亦是曾國藩「以靜制動」戰略成功的一大效驗。雙方的重視安慶，可由曾國藩的函札中見其大概，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致其長子紀澤的家書中說：

　　此次賊救安慶，取勢乃在千里以外，如湖北則破黃州、破德安、破孝感、破隨州、雲夢、黃梅、蘄州等屬。江西則破吉安、破瑞州、吉水、新淦、永豐等屬，皆所以分兵力，亟肆以疲我，多方以誤我。賊之善於用兵，似較昔年更狡更悍。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，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。轉旋之機，只在一二月可決耳。

　　在這封信的十天以前，祁門解圍，而陳玉成回軍皖北，曾國藩急遣鮑超赴援時，曾有信致其四弟曾國潢，得失縈懷，憂思忡忡，溢於言表：「忽聞四眼狗逼集賢關外，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，不得已抽朱雲嚴五百人，赴安慶助守於壕內；及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於關外。此次安慶之得失，關係吾家之氣運，即關係天下之安危；不知沅、季能堅守半月，以待援兵否？若安慶能轉危為安，則事尚可為耳。」

　　在此時，曾國藩的全部希望，寄託在鮑超身上，他確信，只要鮑超能夠趕到，戰局即可穩定。但其時風雨大作，道路泥濘，即令鮑超能冒雨行軍，輜重用羊角車裝載，則無法求速；所以曾國藩所憂慮的是，鮑超未到之前，曾國荃的長壕可能已先為陳玉成所攻破。結果鮑超不負所望，大敗陳玉成於集賢關，所以論克安慶之功，關鍵系在鮑超身上。

　　安慶既克，曾國藩當日便在對岸的東流接到了捷報，即時有信覆曾國荃說：

　　接喜信，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。是時恰值「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」，欽天監於五月具奏，似為非常祥瑞。今皖城按時應驗，國家中興，庶有冀乎？

　　安慶克復，竟被視作非常祥瑞，可知關係之重。但文宗卻已不見此中興徵兆，於半個月前的七月十六，崩於熱河。如果安慶早克復一個月，病中得此喜信，文宗或許竟能延年；則辛酉政變，可能無由而作，歷史便又是另一樣寫法了。

　　安慶之克，是清廷的喜事，但浙江，特別是杭州卻大倒其楣。從洪楊金田起事以後，失守的名城，不知其數，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慘，為百年未有的浩劫。

　　何以安慶克復，浙江會倒楣呢？這道理說起來很簡單，困獸猶鬭，何況太平軍裹脅百萬之眾，皖北不能立足；皖南又有左宗棠的嚴密防範，自然得要找一條出路，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「就食」之區。

　　當時太平軍內部，在戰略上亦有兩派不同的主張，一派以洪仁玕為首，認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後東南，由上而下，其勢順而易，由下而上，其勢逆而難。所以仍主張反攻皖北，謀取長江以北，黃河以南的中原。另一派則是李秀成、李世賢兄弟的打算，就雙方形勢著眼，以為皖北以上，及江西、皖南等地，「敵無可敗之勢，譬如食果，尚未合時，其味必苦」，這就是說，浙江是一樹熟得將爛的果子，振力一撼，俯拾可得。

　　當然，此時太平軍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馬，可稱勁旅；發言的分量，非洪仁玕可比。事實上，「天京」對在外的戰將，亦已失去控制。於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萬人，由常山、開化入浙江，行軍如螞蟻搬家，首尾不絕，歷時十餘日之久，浙東的守將，閉城自保，不聞不問。加以鮑超在後路追擊，更如驅虎入羊群；鮑超由江西撫州，追到邊界，收復鉛山，亦解了廣信之圍，便收兵回皖北休息，因為再過去是浙江地界，與己無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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